新文学地理中的西部高地 从“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算起，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学史，到今天已形成了一个具有多种阐释可能的意义框架。在各种可能性中，人们总是乐于从文体流变、西学东渐、古今之争，或者社会变革、文化演进等等角度去阐释，而对新文学发展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的考察、阐释或者缺乏足够的热情，或者还没有找到适当的阐释角度，或者最多从风格、“乡土性”、“民族性”的意义上去描述京派、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之类的地方性文学流派，尤其是对新文学史上形成较大冲击波的西部文化与西部文学，至今处于视而不见的状态（注：在目前通行的高校当代文学教材中，有关西部文学的内容都是以寥寥数语了事。）。本文尽管由于篇幅所限同样不能完成这项工作，但试图就新文学地理中几个西部高地做一初步廓清，进而对西部地域文化对新文学史所产生的影响及其阐释角度问题谈几点意见。 如果在改变新文学史总体进程的高度来看，构成新文学史的最重大的地域因素便是西部。无论是京派、海派，还是东北作家群，也还是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不管其自身取得多高的艺术成就，都谈不到可以影响或改变新文学史的总体进程。而西部文化和西部文学则完全不同，其在新文学史上形成的两座高峰却不仅改变了新文学史的总体进程，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流变的总体进程。 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西部高地出现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 尽管人们至今仍然没有从西部地域文化的角度去认识那段文学史。但从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起，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西部的地域因素内在地决定了新文学的主流形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文学的思想和艺术控制中心就在西部。在40年代，随着延安的崛起和抗战时期中国政治一文化中心向西南的迁移，新文学的控制中心基本上全部集中在了西部地区，出现了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中心、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文学中心、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知识分子文学中心。其中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以其所代表的政治倾向和时代特征影响着重庆和昆明的许多作家和文人。1942年毛泽东倡导的民族化、大众化运动，成为影响整个新文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而民族化、大众化运动的主要成就，便体现在文人写作与西部地域文化和民间文艺的融合上。这种潮流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 在四五十年代，新文学的作家队伍出现了一次地理性的转换。众所周知，40年代以前，新文学的主力作家是以东南部作家为主体的，即使生长于西部或北方的郭沫若、巴金、何其芳（四川）、曹禺（天津）、成仿吾（陕西）等，除老舍（北京）等个别作家外，其作品也很少表现出地域特征。那个时期的作家大都出身名门望族，且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多属知识分子型的作家。而从1942年以后到50年代出现的作家则大多生长于西部、北部，或者在西部、北部有过较长的生活经历。这些作家大都工农兵出身，具有较多的底层生活体验，对民间生活和民族民间文艺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了解。因此，他们自然成为民族化、大众化运动的主力军。从历史事实来看，他们体现民族化、大众化的作品基本上是在西部、北部民间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譬如40年代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张志民的《死不着》、阮章竟的《漳河水》、贺敬之等人的《白毛女》，以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 这一潮流蔓延到50年代，西部地域因素对主流文学的影响更到了决定性的程度。大批作家诗人进入西部，闻捷深入到新疆民族地区、李季举家迁往玉门油田、张志民深入到包钢，部队诗人公刘、梁上泉、李瑛驻扎在西南边陲。1955年被打为胡风分子的胡风进入青海、胡征进入陕西。1957年以后，一批“右派”作家先后进入西部，艾青、王蒙、张贤亮、昌耀等等。同时，西部生长起来的作家成为新文学在50年代的代表作家，如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柯仲平、魏钢焰、铁依甫江，以及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流沙河等。此外，在这一时期短期深入西部的田间写了《天山诗草》、郭小川写了《塞外新疆》、李瑛写了《北疆红似火》等等。除了这些文人的文学写作外，这一时期在西部民间文艺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歌剧《刘三姐》、《阿诗玛》、《江姐》，以及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等，都具有明显的西部地域特征。这些土著的和外来的、长期的和短期的、文人的和民间的、自觉的和自发的作家及其写作，与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一起构成了新文学史上西部地域因素突起的第一处高地，同时，也构成了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座新文学高峰。可以说，新文学的这一段历史是在西部地域因素的作用下推进的。 对于这一西部高地，已有的文学史著作只是按照在某种政治倾向引导下的民族化、大众化运动进行叙述的。几乎没有人从新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的角度作过反思，更没有人认为那是一种西部文学。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返观这段文学史，就会发现，推动四五十年代的新文学史的因素中政治只是外在因素，而西部地域的文化基因则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之一。政治决定了其思想倾向，而西部地域文化则更多地决定了其艺术内涵和美学风格。当然，如果把这段文学史中的一部分视为西部文学的话，那么，它只能算作一种不自觉的西部文学。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导向和文化导向的作用下，这种不自觉的西部文学对新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真正自觉的、现代意义上的西部文学出现于80年代。可以说，80年代是新文学史上崛起的第二个西部高地。尽管这一高地影响和改变新文学史总体进程的程度并不比上一个高地大，但它为新文学的正面建构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80年代的西部高地由诗歌、小说、电影、音乐和美术共同构成。 西部诗歌最早出现于朦胧诗落潮的1982、1983年，其最早的说法是由新疆诗人杨牧、周涛和甘肃诗人林染在通信和交谈中提出的“新边塞诗”，这一概念经由余开伟、谢冕、周政保、公刘等人在《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绿风》等多家报刊著文深入论述，形成了一个由新、甘、青、宁数省诗人加盟的新诗史上第一个地域性诗歌流派。随着美国西部文学概念的引入，有人又将“新边塞诗”的概念扩展为“西部诗歌”，并将西藏诗人提出的“雪野诗”、陕西诗人提出的“黄土地诗歌”纳入其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多谱系、多流脉，并有数省区、数十位诗人参与的诗歌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