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文化构成真正尖锐的挑战的人，经常是一些若隐若现的角色。在整体性力量如此强大的时代，只有那些始终保持着个人姿态的人们，那些始终反思警醒被同化和异化的人们，或者天生就是出走、游离，没有愿望，没有历史的合目的论的人们，他（她）们才有可能另辟一条歪歪曲曲的道路。这是他者的道路，没有归宿的道路。现时代的文学多么希望这样的出走，没有目的的出走啊。 真想不到，在当代少数几个出走的人里，就有林白如此娇弱的身影。确实很难想象，她那么弱小，有点神经质，还有点老实巴交，但却是很有决断。“多米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辉煌的逃离之地，这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她就死里逃生，复苏过来。”这是《一个人的战争》接近结尾处的一句话，多米像是林白的自况，她就是这样渴望逃离，从南方到南方，从南方到北方，又从北方到南方。最近我又接到她的一个电话，我被告知，她又要到南方某个酷热城市停留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这是逃离，还是又一个暂时的归宿？ 在我的记忆中，林白似乎总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到这里，每次开口说话，她似乎都要作出一种努力，而后语速很快，有点杂乱。她的声音低沉略带沙哑，有一种磁性。这么有特色的声音，为什么不能让它从容地说呢？为什么不能多说呢？她是写作的人，她不说话。她更信赖文字，她倒像德里达的同道。我目睹过一次她在重要场合的言说，那是一九九六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现场，每个人都要发言。林白很困难地开口了，但快速的语音却断断续续，几乎是一句一句地跳跃出来的。她几乎没有信心再说下去，在座的好心的同行们再三宽慰她，她总算把话说完了，大家也舒了一口气。 说话和书写在林白就是这样颠倒的，这真令人惊异。那么多的人擅长说话，滔滔不绝，他们不用书写，他们在掌控书写。可是书写的人不能说话，说话意味着一种公开场所，一种权力和资格，一种规则和建制规划的场域，很多人在这样的场域中如鱼得水。但林白不能，这样的场域她无法介入，她长期对这样的场域怀有恐惧，她只能逃离。很多年前，她设想用生命和身体投身于这个场域的某个环节，她需要依靠。但这个场域结果也是宿命式地向她关闭，把她关在里面，她确实有一种幸福和宁静。于是，她依然不能说，她只能说，“说吧，房间”，她把说的任务推给了房间。她只在房间说，也就是说，她以写作为生。 这就是林白，她是一个写作的人。很多年前，有人问海德格尔如何评价亚里士多德的一生，海氏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他出生，存在，思考，然后死去。哲人的一生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德里达却对海氏的这个回答赞叹不已，真是纯粹啊！林白如此单薄的女子，当然不能与亚氏相提并论，但她作为一个写作者真正有一种纯粹性，她不说，但她写作，存在，然后离去。她现在离北京不算太遥远，但也不近。一个真正写作的人，是始终离去的人。 生活尽头的内心独自 女性作家经常被塑造为身体写作的行家里手，林白当然也不例外，她的作品经常作为身体写作的代表符号。想想《一个人的战争》的开篇，多米躲在蚊帐里用手在动作，这在九十年代初期显然是过分的举动。这个动作太富有象征意义，一个封闭的蚊帐，封闭中又透明。只能借助黑暗，它是暴露与躲避的双重诉求。一顶虚无缥缈的蚊帐，林白自以为遮蔽了她的动作，但是，在小说的开头，谁都看到，看得很清楚，这是身体的动作。但是林白确实不是拿身体当做旗帜的人，对于她来说，身体只是通向心灵的一条道路，并且是必经之路。通过与世界分离，林白在自我的行动中体验她的内心，不断地自言自语，把她的最内在的个人感受表达出来。这个在现实中无话可说的人，却在文学写作中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她要说的是她的内心感受，是女性的内心感受。自言自语，内心独白，这就是她最初的说话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林白也许是最直接插入女性意识深处的人。她把女性的经验推到极端，从来没有人（至少是很少有人）把女性的隐秘的世界揭示得如此彻底，如此复杂微妙，如此不可思议。我无法推断这里面融合了作者多少个人的真实体验，但有一点是不难发现的，作者给予这些女人以精湛的理解和真挚的同情，融入自己的形象。正是对自我的反复读解和透彻审视，才拓展到那个更为宽泛的女性的“自我”。这些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作者的内心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真实的女性独白，是一次女性的自我迷恋，是女性话语期待已久的表达。 很显然，林白要顽强地制作一个无限伸越的神奇怪异的女性世界。什么是女性的现实？如果要林白来回答的话，那肯定是一个不可知的神秘的边缘区域。林白笔下的女性大都带着异域气息，她们怪模怪样，却隐含着无穷意味。她们像一些影子，像纸做的人，她们出现而后消失。林白那些叙事，看上去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那些关于她的家乡的故事，也是关于女性的最后家园的叙事，既极具真实感，又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那种幻想成分。也许对于林白来说，那种幻想的女性世界才是惟一真实的世界，而她的真实的关于“元女性”存在的现实，则又充满着诡秘的不可知的幻想特征。 一九九○年林白的《子弹穿过苹果》以其异域色彩和尖锐的女性意识而引人注目。这个似乎是恋父的故事在叙述中却透示着异域文化的神秘意味。那个终身煮蓖麻油的父亲偏执而古怪，他寻颜料的爱好显得毫无道理，生存的不可言喻乃是所有异域文化的根本特征。那个马来女人蓼神出鬼没，她像一个精灵四处游荡，却已迷恋上煮颜料的父亲。父亲与蓼若即若离的，关系与“我”和老木这对“现代”青年的情爱相混合，这二者似乎迥然相异却又有某种关联，它们是为一种习惯的叙述模式所支配，还是与随意跳跃的叙述视点所关联，或是为一种巧妙的隐喻结构所支撑？《子弹穿过苹果》，一如它的题名，在异域生活状态与现代都市情爱纠葛的散乱关联中，表达了某种不可理喻的宿命意念和奇怪的女性文化谱系。那种随意跳跃的主观视点重在表达独特的女性情感记忆，它们是一种感觉之流，纯粹的女性话语之流。也许这篇小说还可以读出“寻根”的流风余韵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抹去女性的文化记忆和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