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扬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阐述框架中，赵树理的创作无疑是《讲话》精神的最好实践者。早在1946年，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就指出赵树理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也正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周扬点明他给赵树理如此高的评价的原因，“我与其说是在批评甚么，不如说是在拥护甚么”。在1980年周扬为《赵树理文集》作序时，说他写作《论赵树理的创作》时，和赵树理并不相识，“只是对他作品的新颖题材和独特风格以及作者的卓越才能感到惊异”。因此，周扬是出于阐释《讲话》精神的需要，惊喜地发现了赵树理的创作并给予高度评价。1947年在晋冀鲁豫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陈荒煤提出了“赵树理方向”，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在报告中指出《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虽然在这个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赵树理方向，但其对解放区文艺做出的高度而惟一的肯定，则暗示着赵树理的创作是全国文艺创作的样板。 周扬是作为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者的身份来高度肯定赵树理的创作的。然而，被周扬高度肯定的赵树理却被毛泽东以沉默待之。一生都十分关注文艺界动向的毛泽东，对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做过这样那样的表述，但令人费解的是，毛泽东却从未对赵树理做过任何的直接评价。根据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记述，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其实，他是闻名于全中国的”[1]。因此对于解放区文艺界的这样一位大红人，毛泽东毫不知晓是不太可能的。被周扬誉为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最好实践者的赵树理，在毛泽东本人那里却遭遇到了沉默。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沉默，值得我们仔细琢磨。我们不禁追问，周扬和毛泽东对赵树理的不同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赵树理文艺创作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不期而遇 尽管赵树理的创作很好地体现了毛泽东《讲话》的文艺思想，但是这对赵树理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巧合和机遇，而不是主观上的有意迎合。赵树理第一篇重要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于1943年9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虽然此时距离毛泽东的《讲话》已经一年多了，但是《讲话》是在1943年10月19号的《解放日报》上才首次公开发表。所以，《小二黑结婚》并非应御遵命之作，而是赵树理自己文艺思想的自然发展结果。周扬把赵树理的创作看作是毛泽东《讲话》精神实践的结果，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当赵树理首次看到毛泽东的《讲话》时，他欣喜若狂，觉得自己多年来的文艺思想终于得到了他人，并且是一位强有力的重要人物的呼应。他像翻身的农民那样高兴和激动：“我那时虽然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的、但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的、合法的东西了。”[2] 赵树理并不“天生”就是一个农民作家。他曾对“五四”新文学有过狂热的迷恋。当他1925年从边远山区来到长治市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时候，一接触到新文学，他就陶然沉醉于其中。在新文学中，他发现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他尝试模仿新文学。 夕阳西斜，天空轻轻的抹了彩霞。湖畔的芦荻，像新拭了的列在架子上的刀枪；青翠的小草，仿佛刚刚浴罢。雨珠留在草木叶上，被夕阳照得莹莹闪烁。堤上的垂柳，一株株整队的平平的排成一列，垂着微尾无力的轻俏的拂打。远山展开了一望无际的翠屏，归鸟在空际散队的疏落的流行。碧绿湖中，又缀了几多点水的蜻蜓。这一切的情形，在湖中又映成整个的倒影。 这段文字选自赵树理的早期作品《白马的故事》[3]。只能说这还是一篇习作，行文比较幼稚，明显的堆砌，几乎每个句子都有比喻、拟人，并且辅之以初步掌握的文诌诌的白话词语，让人感觉眼花缭乱、过分雕琢。但是欧化的句式、尽管矫饰但仍不失清丽的风景描写，明显有着新文学的影子。尽管有些笨拙幼稚，但是赵树理的这段文字，可能还是会使不少人大吃一惊，想不到赵树理也会使用欧化的句式和文绉绉的知识分子语言。因为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好像赵树理之所以使用农民语言，是因为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不会用通常意义上的新文学语言进行写作。事实上从这段文字来看，赵树理也是可以运用新文学语言进行创作，假以时日，练习几年，未必不能写出好作品。但是赵树理却主动放弃了这样一条文学创作之路，因为当他含着眼泪激动地为父亲念鲁迅的《阿Q正传》时，父亲却毫无听下去的兴趣。父亲尽管是农民，但是他是村里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学背景，他尚且如此，其他的农民更可想而知了。农村的现实击败了新文学，赵树理不得不十分痛苦地重新审视新文学以及新文学与人民大众，尤其是与农民的关系。他发现新文学是一种只在知识分子之间相互传阅的文学，和老百姓是无缘的，老百姓爱看的还是那些千古流传的民间故事、唱本读物、通俗小说，等等。现实状况逼迫他不得不放弃新文学，宣布：“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4]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加上赵树理自己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和对农民的真挚感情，以及父亲擅长的民间文艺的熏陶，赵树理开始寻找一条新的文学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