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广泛传播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生、形成、演变均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思想更一度成为社会改造思想的主流。包括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在内的一大批启蒙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股思潮的熏染。其中周作人鼓吹的“新村”运动，更带有明确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并成为启蒙思想界流行一时的话题。但是，对这一问题研究界显然还缺乏足够的关注。因此，本文追根溯源，试图通过梳理早期周作人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种种关系，发掘五四时期周作人新村理论的思想背景，为重新解读新文化运动前后周作人的思想变动，提供一个新的逻辑起点。 一 与《天义》的文字因缘 周作人最初接触无政府主义的时间可以追溯至留日时期。1906年夏秋之间，周作人和回乡的鲁迅一同赴日，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这一时期，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大杉荣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为日本社会党中“软”、“硬”两派中的“硬派”，占据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主导地位。这些日本社会主义者与中国革命派知识分子交往密切，在留东学界极有影响。在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于1907年初现历史舞台。是年6月10日，刘师培、何震夫妇于东京创办刊物《天义》，鼓吹无政府主义，以言论偏激大胆著称。同月中旬，刘师培、张继等于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7月31日举行第一次集会，“会员到者九十余人”[1]。同年6月22日，另一份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在巴黎创刊，以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为骨干的编撰阵容亦可谓活力十足。一时间，无政府主义思潮弥漫于革命派知识分子阵营。 留东学界激烈的思想氛围，无疑对青年周作人有所触动。周氏兄弟都成为《天义》的读者，周作人还接触到了《新世纪》，且对吴稚晖的文章印象尤深。[2](P677)对于激进思想的兴趣很快体现于周作人的文学活动。他翻译了斯谛普尼亚克的短篇小说《一文钱》，载《民报》第二十一号。在周作人看业，这位民粹派革命者的作品是一篇“宣传小说”，流露出俄罗斯革命者特有的乌托邦色彩。[3](P168)周作人对作者的亡命生涯颇为熟悉（注：他在《读书杂拾》中介绍斯谛普尼亚克“与克洛颇特庚同为却轲夫斯重兀(Chaikovski)党人，运动农工至为有力。后逃亡英国，著书布其国中惨状，中有《地下之俄罗斯》一书，文情皆胜，最有名，露政府厉禁”，这些材料显然是从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自叙》中得来的。），称斯氏为“虚无论派之社会改革家，于官僚僧侣，至为疾恶，篇中所述，虽多诙谐，而诚实者太半，特稍张大而已”[4](P538)。此后周作人又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斯谛普尼亚克，对这位革命者兼作家始终保持着关注。（注：例如1909年，周作人将《一文钱》收入《域外小说集》第二集；1917年又将《一文钱》发表于《叒社丛刊》；1926年，他在《奴隶的语言》一文中又提到了斯谛普尼亚克。）然而，对民粹主义者的偏爱只不过是周作人思想逐渐倾向于激进的一个讯号，真正使他对无政府主义萌发理论感兴趣的，则是《天义》对传统两性伦理的批判。 《天义》最初是何震所主持“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它标举“女界革命”，首先是与何震的个人兴趣有关，而后更是成为《天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特征。何震曾就读于上海爱国女校，深受蔡元培、蒋智由、林懈等人“男女平等、女权革命”主张的熏染，赴日之后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言辞更激烈。借助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理论体系，何震首先指出了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政治、文化背景：专制统治者“以一男配无量之女”，“实男界之娼妓”，“其凌虐女子之罪，上通于天”[5]；儒家学说亦为男权统治服务，“苟有利于男子，不惜曲辞附会以济其私。其始也，立夫为妻纲之说，一若天之生人，厚于男而薄于女。欲伸男子之权，则以女子为附属于男，又虑女子不甘附属也，则倡服从之说，并责女子以从一而终”。文章痛陈：“吾女子之死于其中者，遂不知凡几。故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6]其中隐含了对传统儒学异常决绝的背叛。其次，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理论，也使何震可以对女性问题的社会根源进行深入分析。她颇有预见地指出，封建传统是女性大敌，资本主义也并非理想世界。虽然西方女性地位有所改善，如实行一夫一妻制、婚姻自主、男女同受教育等，但仍然受经济因素的强烈制约：“名曰结婚自由，然欧美男女之结婚，岂尽由两性之爱恋哉！或男子以多财相耀而诱女子，或女子挟家资之富而引男子爱慕之心，或富者恃其财力而强娶民女，此为力所缚者也。”所以女性并没有真正摆脱枷锁，“若如今日欧美之制，势必女子有自由之名而无自由之实，有平等之名而无平等之实。”[7]在何震看来，女性要获得解放，必须将男女革命、家庭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进行，甚至可以性别、家庭革命为社会革命的突破口。“汉一”就在《毁家论》中指出：“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自有家而后人各自私，自有家而女子日受男子羁縻，自有家而后无益有损之琐事因是丛生”，“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矣”[8]。《天义报启》也认为：“世界固有之阶级，以男女阶级最严”，“故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9]。” 《天义》把改变女性地位作为社会革命的契机，从而将女权革命提到相当的高度，这与周作人对女性问题的重视正相契合。清末民初，革命思想界出现了大量对于“新女性”的想像和叙述，正如刘纳先生所说：“男性不再赏玩女性的幽怨，却期待女性的奋起。……这一时期的男性知识分子破天荒地试图以男性为标尺改造女性，以期让女性与男子担负起同样的‘国民’的责任。”[10](P88)传统文人模仿女子口吻的创作方式仍然流行，但作品已注入了崭新的社会内容，因而不再一味轻薄。周作人的“戏拟”之作便处处透露出对女性的全新要求。从1904年开始，他以“吴萍云”、“萍云”、“病云”等笔名在《女子世界》发表文章多篇。在《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一文中，他批评中国传统女子“情如小鸟，弱不禁风，多病多愁，工啼善怨”，是“只供男子之玩弄，为生殖之器具也者”，又说“然此乃19世纪之女子，而非20世纪之女子也！”而要成为“20世纪之女子”，就应该“易陌头杨柳，梦里刀环之感情，而尝弹雨枪林，胡地玄冰之滋味”，使自己成为“不尚妍丽而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的新女性”[11](P271)。在《〈造人术〉跋语》中，周作人更是赋予女性以再造中国的历史重任：“世界之女子，负国民母人之格，为祖国诞育强壮之男儿，其权直足与天地参，是造物之真主也。”“吾国二万万之女子，二万万之新造物主也。文明种子，于是乎萌芽；祖国人才于是乎发育。”[11](P273)依此思路，他改译了《天方夜谭》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题为《侠女奴》，连载于《女子世界》。可能是担心读者过于关注离奇的情节而忽略译者的本意，周作人托名“会稽碧螺女士”一吐心曲：“行踪隐约似神龙，红线而今已绝踪。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12](P322)后来在出版单行本时，周作人更是借《绪言》明白道出自己推重一介“女奴”的真正用意：“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11](P522)译者不惜拔高原作以激发民气的良苦用心表露无遗。此后发表的《女猎人》、《好花枝》、《女娲传》等篇也都寄托了类似的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