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志摩早年日记的发现，自80年代之后一再被提及，但因为至今没有印行，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便引出许多讹传，甚至对有没有这两份早年日记、日记本身是否为徐志摩所作也提出了疑问。笔者有幸看到这两本日记的影印件，并对此做了整理，现假其发表出版之际，对该日记从发现到整理、出版的经过作一介绍，也对这一新的公案加以澄清。 一、陈从周先生关于日记发现的说明 徐志摩早年日记的发现，最早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后期。首先披露这一消息的，是著名古建筑和园林专家、同济大学的陈从周先生。陈先生既是徐志摩的表妹夫，又是最早编撰《徐志摩年谱》的人，此书1949年8月在上海自费印行，1981年11月上海书店影印出版。50年代后的台港和8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界，对诗人徐志摩的生平和创作的研究都绕不开陈从周先生的这本薄薄的《徐志摩年谱》。陈先生在80年代初收到徐志摩之子寄来的日记影印件，“展卷之下，不禁悲欢交集，70多年后居然犹在人间，天佑诗人，而我亦如偿重愿，总算心诚求之，可安慰他于九泉了。”写下了《徐志摩日记的发现》一文。后来，陈从周与赵家璧等应邀参与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的《徐志摩文集》（补编）的编辑工作，故将这两份早年日记寄给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关佩贞女士，关在接到“日记”后，也专门著文予以介绍。但之后四卷本《补编》出版时，其中却没有“日记”，这就引起了外界的一些猜测。现在日记本身公诸于世之际，一些问题也可以得到澄清了。 陈从周先生在《徐志摩日记的发现》一文中，不仅对“发现”的经过有扼要的介绍，其中包括日记在抗战时期被日本随军记者冈崎国光劫去，后转手于日本人松枝茂夫和斋藤秋男，最后回到诗人后代手中的传奇经历，并对日记（1911年）本身的价值有精到的评判。但因为日记后来未能及时如愿印行，之后的许多疑问都与此文有关。陈文交代了诗人的这两本早年日记的传奇经历，并引述了其中几个片段，结合陈先生对徐志摩的了解和理解，对其人生观和艺术与文化素养的形成作了分析，肯定了日记本身的历史价值和对于研究徐志摩的意义。其中引述了5月3日所记关于黄花冈之役一段： “今阅报章，悉革命军已败，不禁为我义气之同胞哭，为全国同胞悲，痛羽翼之已成，而中道摧阻，是天不使吾汉族伸气也，夫何言，吾惟愿有血性有义气之同胞，奋其神武，灭其胡儿，则中国其庶几乎有称雄于世界之一日矣，同胞，同胞，曷闻吾言而兴起乎。” 并称“少年时的志摩是意气风发，有其爱国与革命的热忱。”此文作于1987年之前，先收入其散文集《帘青集》（同济大学，1987），后收入《陈从周散文选》（同济大学，2000）。如文中所言，在撰文当时，陈先生只看到其中的一册，即辛亥年日记，1987年所补记的“徐积锴近已将另一本日记寄给了我”一语中，所指的另一本即是1919年的留美日记，但陈先生在看到后，对文章未做修改和补充，即没有补充对于1919年日记的评价。 之后，陈从周先生将这两本日记寄给了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他在《〈徐志摩年谱〉谈往》中这样写道： “1987年4月4日清晨，我将徐志摩儿子积锴侄从美国寄来他父亲早年日记复印本，付邮寄给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归途在新村树阴下休息一会，往往般般，一时涌上心头，如梦如幻，我总算对得起这位作为至亲的大诗人了。” 二、因日记手稿得而复失而引起的讹误 自陈从周先生发表《徐志摩日记的发现》以来，由于没有及时将日记内容公开，于是在徐志摩研究界引起许多猜测和议论，相关论述中也因此出现许多讹误。说起种种讹误的由来，不得不先从关佩贞的一篇文章说起。1988年5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的关佩贞女士在《明报月刊》发表了题为《徐志摩日记失而复得》的文章，从文章的内容看，她显然已经收到了陈从周寄去的日记影印本。但这篇短短的介绍文章中出现了不小的错误。她将徐志摩的早年日记分成三个时期： “徐志摩1911年就读杭州府中，1917年漫游美国，以及1919年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之时”。 这里，所谓“1917年漫游美国”则明显与事实不符，文章后面的注释为： “这段日记录在1911年中学日记之后，无明确年月。今按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中谓徐志摩于1917年漫游美国日本而订出年份。” 看了这段注释我才知道，她所依据的是陈从周先生的《徐志摩年谱》，要是有错，似乎也错在陈从周先生那里，与关佩贞无关。但翻开《徐志摩年谱》，上面明明写着，徐志摩1917年在北京读书，1918才赴美留学，而且还提及他赴美时乘船过太平洋时所写的《启文》，其中激情洋溢地抒发他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这已经为许多徐志摩研究者在各种传记中一再引用，对诗人徐志摩生平稍微了解一点的读者，都熟悉这段文字，关氏想来也不会不知道。其实关女士只要稍稍作一些推理，就不会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试想，要是徐志摩在1917年就已经“漫游”过美国日本，他还能有1918年《启文》中这样的激情和新鲜感吗？再说，任何其他资料都表明1917年他是在北京读书呀？就是在陈著《年谱》中，从头到尾也并无徐志摩“1917年漫游美国日本”的文字。 关于这段“游记”文字到底怎样看待，留待下文分析，笔者可以肯定的是，它至少不是徐志摩的其亲见历闻的记述。这里先说关氏文章中的错误结论到底怎么得出的。仔细对照陈从周著《徐志摩年谱》，发现在相应的地方，倒有关于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在1917年漫游美国、日本的记载。看来，错不在陈从周先生，而在关佩贞，关女士自己看错了《年谱》的文字不说，还轻易得出结论，又把它“归功”于陈从周先生，并由此推断这段“附在1911年之后”的日记为诗人在1917年在美国的游记了。不仅如此，关文在最后一节还进而分析这部分“游历日记”，并引述了其中一段关于尼亚加拉瀑布的文字，用于佐证徐志摩迷醉自然之美的浪漫主义气质，更与泰戈尔的影响和其老师梁启超“文辞优美，情感奔放、又不拘束呆板”的“新民体”联系起来，真是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只是这样的引申是建立在沙丘之上，不仅禁不起推敲，而且还容易使人上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