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城市都为它的书写者提供着语言、经验和叙述”（注：高秀芹：《都市的迁徙——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时空比较》，《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1期。）。上海，尤其如此。在中国近代史、现代文学、城市研究中，没有哪个城市能比它更动人心魄。从开埠到繁华、再到90年代的经济复苏，上海成为各个领域理解中国现代化体验的标本。理论也罢，考据也罢，人们都在力图修复流失的城市记忆。这种冲动在90年代中后期铺天盖地地爆发了。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媒体、文化产业等都不约而同地参与了上海身份的建构（注：90年代后期，“上海身份认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学术研究、文学、政府、媒体、文化产业等都不约而同地自觉参与了这种身份认同。 1993年《上海文化》创刊。1996年素素的《前世今生》风靡全国。1998年陈丹燕的“上海故事”系列后来者居上。2001年《上海文化》推出“想像上海”栏目。《上海文学》开辟书写上海的“记忆·时间”，“上海词典”等专栏。《读书》、《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学术期刊专栏讨论上海。 以上海为背景的怀旧电影更是数不胜数。1995年陈村日记中提到，曾与张献和李天纲就近期导演相继于上海拍电影讨论。那时的陈村对于上海城市身份还是不能认同的。他认为人们骨子里面都是农民，害怕城市。（陈村的《看来看去》）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陈村、孙甘露、王安忆、殷慧芬、唐颖、陈丹燕等人都开始自觉关注上海这个城市。他们为城市绘形，为城市立言。无论认同与否，无论爱恨情愁，他们都不同程度开始自觉建构上海。 除了文学、文化以及学术研究等的参与外，政府、经济等也主动营造上海身份。如石库门的开发，世博会的宣传等。王晓明曾就新天地的开发展开讨论。无论政府与商家的目的为何，也无论王晓明的反对如何激烈，他们都共同参与了上海城市身份认同的营造。继续了1949年前的痕迹，浓缩了90年代消费文化的打磨，上海成为了一个被改写，被重写的城市文本。）。其中，文学的情况更为复杂。 90年代中后期，人们试图修复、解释或者想像上海，他们不仅追怀过去，也在沉思现在、构建未来。我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90年代中后期，人们自觉展开对上海身份的建构？为什么这一建构多通过与1949年前上海的对话展开？这种对话的现实语境是什么？我所要分析的是90年代上海文学与现实语境以及历史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是如何参与并影响这一建构的？又是如何促成特定的叙述模式的？ 杜维明先生将上海的价值取向分为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第二阶段为1949年到1992年；第三个阶段为1992年以后。第一阶段中，虽然有许多杰出学者群居上海，但并没有主动参与上海身份的营造。自觉的身份认同是从第三阶段开始的。1992年以来的上海包括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和1949年前的上海有很多相似、连续之处。而第二阶段，当时，中央对于上海的定位以宏观计划经济为出发点，上海价值也是以全国利益为目标。（注：杜维明：《全球化与上海价值》，见《史林》2004年第2期。） 上述为历史分期，它为文学分析提供了参照。文学上，笔者以为90年代中期以来，而非1992年，上海的一些作家才形成自觉的上海身份建构（注：90年代后期，“上海身份认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学术研究、文学、政府、媒体、文化产业等都不约而同地自觉参与了这种身份认同。 1993年《上海文化》创刊。1996年素素的《前世今生》风靡全国。1998年陈丹燕的“上海故事”系列后来者居上。2001年《上海文化》推出“想像上海”栏目。《上海文学》开辟书写上海的“记忆·时间”，“上海词典”等专栏。《读书》、《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学术期刊专栏讨论上海。 以上海为背景的怀旧电影更是数不胜数。1995年陈村日记中提到，曾与张献和李天纲就近期导演相继于上海拍电影讨论。那时的陈村对于上海城市身份还是不能认同的。他认为人们骨子里面都是农民，害怕城市。（陈村的《看来看去》）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陈村、孙甘露、王安忆、殷慧芬、唐颖、陈丹燕等人都开始自觉关注上海这个城市。他们为城市绘形，为城市立言。无论认同与否，无论爱恨情愁，他们都不同程度开始自觉建构上海。 除了文学、文化以及学术研究等的参与外，政府、经济等也主动营造上海身份。如石库门的开发，世博会的宣传等。王晓明曾就新天地的开发展开讨论。无论政府与商家的目的为何，也无论王晓明的反对如何激烈，他们都共同参与了上海城市身份认同的营造。继续了1949年前的痕迹，浓缩了90年代消费文化的打磨，上海成为了一个被改写，被重写的城市文本。）。少数90年代初的作品也参与了这一建构。由于他们性别、年龄、性情，以及对于现实认知的差异，导致了种种不同的上海建构。上海身份认同是以上海获得叙述上的独立性为标志的。以前，“上海”多为故事的背景。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本身成为故事的核心，拥有独立的叙述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