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创作和评论界都在不约而同地谈论“文学的困境”;另一方面,一些人却在谈论和期待文学创作的高峰。同为文学,此文学已非彼文学。那些相信中国文学正在走向辉煌的人主要是由所谓“纯文学”的角度,从所谓文学内部和纯粹技术的角度来高度评价当前文学成就的。这种辉煌,即使来临,也将是一种“自宫”的辉煌。正如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看法:“中国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表述一个看来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只有当一政治或宗教机构决定对文学的社会作用较少表示担忧时,它才会在经典的构成方面允许某种自由。但是如果这种自由被给予了的话,那么结果有可能是文学(和作家)将会失去它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某些重要意义。”(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自律意义上的文学,也许将像回文诗、鼻烟壶、玉石雕刻那样作为一门手艺占有一席之地。“回到自身的文学”将在纸上的王国修炼武功和建功立业。相反,从另一种“技术”的观点——从文学所必然依赖的媒介来说,悲观如马原者,预言文学正在死亡的途中。在马原看来,文学的黄金时代依赖于印刷技术的支持。当电子媒介兴起,传统纸媒行将被取代的时候,文学也将随之魂飞魄散。19世纪阿诺德曾经预言,文学将取代宗教和哲学的功能。而当20世纪行将逝去之际,有人预言游戏将会取文学而代之。现在,中国游戏在产值上已经超过了影视。文学还是不是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这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一、“新时期文学”的由来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的被捕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一般是将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作为“新时期”的起点。“新时期文学”对于“新时期”有着积极的介入和参与,对于“新时期”的创造与诠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文学”被建构为“五四”的“回归”,被视为“反封建”和“人的解放”这样一些“五四”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述。“新时期文学”高举“反封建”和“新启蒙”的旗帜,是因为“新时期”面对的“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大革命”成为了“新时期文学”最根本的创伤记忆。“新时期”最初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是集中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内容和表现对象的。而不论是“改革文学”、“新历史小说”,还是“个人化写作”,离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也就失去了理解的线索。“新时期文学”一个中心的文学口号是“文学回到自身”,也就是文学自主性的追求,文学要求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获得独立。然而,“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与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步的,“反思文学”是与政策同步“反思”的。1985年出现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文学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开始分化,但是其后的文学现象仍然具有明显的代际性和群体性。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就是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出现的。对“日常生活”和“个人化写作”的肯定和1950年代对于“重大题材”的肯定逻辑实际上是一致的。 二、“个人化写作”的意义 随着政治、经济的转型,在1990年代,文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轻”成为了新的文学取向。悲剧作为一种审美取向正在退场。马原有一个哀艳动人的比喻,他在《小说和我们的时代》中说:“现在悲剧突然消失了,悲剧突然一点都不重要了。一个悲剧在人群中溅起的水花差不多像伏明霞跳水一样,几乎溅不起任何水花了。”取悲剧而代之,喜剧、反讽和戏仿成为了写作的重要风格。 当代社会治理和控制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确实,这个社会直接的控制和压抑越来越少了,越来越逼近“性”福洋溢的时代。从“女性写作”到“欲望化写作”和“身体写作”构成了90年代以降“个人化写作”最尖锐的笔锋和强劲的动力。它们构成了文学最耀眼的风景。欲望的释放,身体的开发,同步于市场化和“化公为私”的加速度推进。《上海宝贝》们的“身体写作”横空出世,惊世骇俗,却迅速被木子美新的“身体写作”所跨越。然而,不论“个人化写作”具有怎样的极端性,并不是偶然和意外的,“个人化写作”以及“身体写作”和“日常生活”的书写与“当代文学”传统都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 一个作家不可能仅仅因为他的写作本身获得意义,一个人的写作不可能天然地、也不可能孤立地获得意义。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具有其内在的逻辑,正如50年代梁斌、柳青的写作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一样。在某种意义上,“个人化写作”正是针对着梁斌、柳青等人的写作所形成的当代写作成规和传统。正是这种成规的巨大存在构成了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可写性。“个人化写作”具有自己的历史前提,是一种宿命般的追求。每一种写作都面对着传统,都是在传统中开始写作,越是激进地反传统的写作,越是感受到了传统力量的直接、强大的支配和制约。“当代文学”长期以史诗性的写作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很长时期内还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文学。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在上海就发动了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在对于“历史本质”的追求中,逐渐产生了对“个人”和“日常生活”的排斥,甚至形成了题材的“禁区”。卢卡契说:“没有偶然性的因素,一切都是死板而抽象的。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塑造出活生生的事物,如果他完全避免了偶然性。另方面,他又在创作过程必须超脱粗野的赤裸的偶然性,必须把偶然性扬弃在必然性之中。”(注:卢卡契《叙述与描写》,《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然而,这正是“当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所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