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丸山升先生来到北京，和京城友人交谈时一再谈到鲁迅，认为东亚的知识分子是不该忘掉这位前驱的。这让我想起大江健三郎先生，他讲到自己的写作时，也提到了鲁迅式的姿态。而且他喜爱的中国作家莫言，在残酷与冷峻里，好似也印有鲁夫子的气息，远远地打量过往的生活，也燃烧在里，那大概也有鲁迅传统的一部分吧！日本的知识分子很珍惜旧有的遗产，尤其是个性主义的遗产。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直坚守着什么，与世俗的主流风尚是格格不入的。我在木山英雄、伊藤虎丸等人的文字里，感到了一种独立的力量，可惜他们的书翻译得太少，尚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也许中国的作家在那里是可以找到某种呼应的。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日作家还可以自由交流，共同关心的话题很多。而现在惟有莫言、余华、李锐、残雪等少数作家引起他们的注意，据说这些人的文本使其有种共鸣，余者已不甚了然了。隔膜是历史造成的，但也让我想起当代文学的一些缺失。是不是鲁迅式的焦灼与反抗，在当代写作中弱化了？或者说灵魂的审视被庸常的絮语取代了呢？ 当代的写作者把文学与学术截然分开。作家们沉浸在感性游戏里，把思想让给了教授们。一些聪明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故意在小说文本里糅一点“深刻”，不免做作，依然缺乏意象。倒是在一些边缘人物的叙述里，能够看到特别的内容，比如王小波，显示了文学的另一种可能。他走的是一条与鲁迅不同的道路，却在精神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嘲弄了人间的猥琐，将人的狂放、朗然之气弥散在作品中。王小波也许暗示着一种新的写作姿态的诞生。写作不再是异样精神的奴仆，回到生活的深处与内心深处，那才有自我的真义。然而王小波凭借的不仅仅是良好的姿态，他的智性里那种罗素哲学的语调，才是其文本诱人的另一导因。作者在世的时候，没有什么批评家注意到他，自然，洋人们译介他也是其身后的事情了。 王小波之死唤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的诞生，人们开始寻找这个世上未被罩上光环的个人，即那些知识良知。热闹的文坛在遮掩着那些异类，无数的表演者匆匆过场，支撑他们的不过是金钱与名誉。这和历史上的一些思想者颇为相近，尼采在生前就没有几个知音，曹雪芹是死后声播海内的。知只良知们的写作永远在默默进行着，批评家与他们察肩而过却视而不见，那是一个悲剧。 阅读当代小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刺激。那些五花八门的存在告诉我们今天人的内心世界，并不是所有的或说普遍的作品都让人愉悦的。有的境界之低已落到鸳鸯蝴蝶派的下面。还有一种作品旧有的倾向，那就是写作中的奴相，精神被主奴关系之锁紧紧地囚禁了。小说成为消遣不是坏事，但如果队为消遣之外没有精神的冲荡之气，惟有娱乐是重要的，那是将艺术之魂凌迟了。这里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上，对帝王气的某种依恋与感怀，对女性命运的缺少痛感的叙述，证明当代作家在写作姿态上呈现了一种历史的谦卑感和奴性。至于都市小说肉欲的渲染和对市井人间的冷漠，显然与人的朗然的、冲荡的情怀距离殊远了。 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的读者群。就长篇小说而言，中国平均每年有上千部作品问世，有的销量很好。这些畅销书大多是迎合了社会的心理。像王小波那样浑厚的、具有伟岸气象的作品十分罕见。王小波在某些方面与鲁迅相近，即将自己看得很低，并不想教育别人，但他们内心有一种躁动，即对现实的焦虑与对生民的哀怜。他们在嘲弄社会的同时，也冷视了自我。所以不仅与庸常的势力是对立的，对待自己也不免有些残酷。俄国当年有一批作家，坚持的就是这样一种立场。不仅仅是一种批判意识的渗透，重要的是对自我与人性的审视。当代小说家中，刘震云、阎连科、李洱等人的创作，与上述传统颇为接近，然而像这样的孤苦地行走在大地上的作家，人数还太少了。充塞文坛的还是平庸者的形象，他们中自以为高明的很多，有的甚至以“大师”自居下。 2 自蓝英年将前苏联的文学史之迹解开后，中国人才知道了苏俄文学的另一面。于是大家知道了支撑俄罗斯良知的伊萨克·巴别尔、茨维塔耶娃、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等一批响亮的名字。因为那些不合时宜的人物亵渎了流行色，于是只能消失在漫漫的长夜里。同样地，中国的一批学人重新发现了张中晓、顾准。一些被淡忘的作家如聂绀弩、穆旦等也浮出了水面。认同上述作家的人们在自己的作品里多少也呼应了那传统，心贴着土地，承受着巨大的苦难。邵燕祥、牧惠、陈四益的随笔，西川诸人的诗歌，余华、格非的小说都在响着沉郁的历史之音。过士行在自己的话剧里，写了别样的人生，那是与别人完全不同的文本，在戏仿与反讽里呈现着读书人独立的立场。一切都听从于土地与自我的良知。他的《鸟人》、《厕所》等作品的颠覆之力，深切地刻在观众的脑海里。而奇怪的现象是，过土行式的独语在话剧界应者寥寥。他的晦涩与先锋常常作为异端而受到质疑。面对热闹的文坛，过士行永远走不到它的中心。 谁也不能否定当代艺术进入了爆发期。每年大量作品问世在显示着一种繁荣。但是细读那些普遍被看好的作品，每每留下遗憾的感受。长篇小说留下的问题要远远多于别的艺术。我们读孙犁、汪曾祺的小品时是兴奋的，有时要被一种快感所包围，可是长篇的世界里缺乏精致，每每有不完美的缺憾。王蒙的“季节”系列著作中细节的动人被冗长的叙述淹没了；李锐以学问称世，却被历史之影缠得过久，不得洒脱；熊召政的《张居正》写得颇为大气，但对历史的看法却比“五四”时代有些退步；成一的《白银谷》一唱三叹，乃奇异的文本，开篇的不凡和结尾俗套，破坏了全书的完整；周大新的《第二十幕》曲折生动，全书写得过长，细节便露出破绽；麦家的《解密》很得博尔赫斯的要义，神秘多致，可文本的雕饰过多，反而不那么自然了。上述的作品在当下是难得的佳作，每每也让人惊叹不已，但要让人反复阅读，并不容易。我们的文学在精致与粗糙、沉闷与灵动间游移着。《红楼梦》式的大气与《阿Q正传》式的高远深邃，似乎不易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