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坛，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界，流传面最广、使用率最高的关键词是与“大众”相关的一系列文学词汇，如“文艺大众化”、“大众文学”、“大众艺术”、“大众化文艺”、“大众语”、“大众语运动”、“大众语文学”、“面向工农大众”、“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深入大众生活”，等等。可以说，从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提倡文艺大众化，到30年代中期上海文坛热烈开展“大众语”讨论；从30年代末抗战文学界倡导大众化文艺，到40年代中期延安兴起工农兵文学运动，文学大众化经过文学界同仁的一再倡导和实践上的不懈探索，理论和创作都逐渐走向成熟。与此同时，有关“大众”的一些文学词汇也成为文坛的流行语。它们不仅成为文学创作者的口头禅，社会上的普通文化人对之亦耳熟能详。 然而，文学大众化并不同于“大众话语”。尽管“大众话语”包含了文学大众化的某些因子，“大众话语”的言说方式融进了许多上述有关“大众”的语汇，但相对于文学大众化来说，“大众话语”却是一个新的、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渐引进国外的话语理论，“话语”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超出了语言学的意义范畴，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内涵。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话语”一词的使用较为混乱。从严格意义上讲，“话语”是指一种经过较长时间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社会和文化语码，是一套无形地制约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言说规范。“大众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对应依存。“大众话语”主要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内涵：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大众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通过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大众一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一方面来，才能最终有所作为。“大众话语”所表达的这一意义内涵，反映了从战争年代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看法和总体要求。文学领域的“大众话语”由政治领域转换而来，它在40年代中期的解放区文坛生成后，并成为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学话语。对于“大众话语”，笔者不准备在文中作全面阐释，而仅仅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对它的转换和形成作一初步论证。 一 “大众话语”最初形成于政治领域，它的建构体现了中国社会阶级成分和革命力量构成的特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产物。具体来说，政治领域的“大众话语”形成于两条途径和思路。 第一条是阶级分析的途径和依靠革命主力军的思路。阶级分析是从事阶级革命的基本方法，毛泽东从20世纪20年代便在中国尝试进行阶级话语的分析工作，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光辉典范。毛泽东在该文中从人的经济地位入手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并根据各自经济地位的高低确定了他们革命性的大小。此后，革命领袖从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原因，从土地革命的动力构成中，明确了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所占的位置，并通过他们在不同革命阶段所发挥的作用，确定了革命党对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基本政治判断，并由此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毛泽东继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依据在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思路，向抗战中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明确要求。毛泽东在1939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撰写的纪念文章《五四运动》中，首先说明抗战中“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然后希望知识青年和文化界人士“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P559、560)。毛泽东在此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论断，即“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P559)。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进一步重复了上述观点。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只有依靠工农大众这支主力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1](P566)毛泽东在此把青年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提到了极致的高度来认识，同时特别强调了这是辨别一个真假马克思主义知识青年的唯一标准，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从革命力量梯次的角度论述了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在1939年12月起草的党内文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毛泽东要求中共地方党组织弄清为地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积极教育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斗争中克服自身的弱点，逐渐实现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在1939年底撰写的党校教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四节“中国革命的动力”中，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现实状况和革命表现，认为从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和政治立场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他们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思想空虚，行动动摇，一部分人在紧急关头会脱离革命队伍，少数人还会变成革命的敌人。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些缺点，毛泽东告诫他们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克服的途径则是“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下决心为群众的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2](P333)。在1940年2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革命知识分子在各革命历史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严肃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1](P708)。毛泽东的这些反复论述，说明工农大众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根本力量，具有着最坚定的革命性，知识分子要在革命中有所作为，必须积极参加群众的斗争，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