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叙事“时段”的隐义发掘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大多被笼罩在一种革命的氛围中，这里所说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思想意识，也不是有具体主张的理论宣传，而是在作品情境中体现出的情感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中国现代的许多作品在“时间”的意识上被寄予了象征的含义，事件在时间轴上具有了特定的价值指向，由此彰显了它的“革命”意向。 谁都知道，中国现代有一股强大的反传统思潮，过去的、传统的、旧有的东西往往都被人从反方面去进行理解。可是为了达到求新竞进的目的，人们还需要一些具体言说模式、具体的事件安排方式，当人们在文学中企图把自己的意象表现出来时，手段与目的常常不能像想像的那样和谐。在现代具有革命倾向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理论上摒弃了“过去”的辉煌，但在实际的创作中为了达到否定现实的目的又不能不提供与现今对照的参照系，过去与将来成为最直接的价值联想，怎样对待过去和将来成为人们不能逾越的叙事“事件”。 在现代文学的具体文本中我们能看到的一种事件安排定向性是“过去”比现在好。《春蚕》中的老通宝在祈盼丰收时，把现在与过去做了对比：“记得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少壮的时候，有一年也是‘清明’边就得穿夹，后来就是‘蚕花二十四分’，自己也就是在这一年成了家。那时，他家正在‘发’”[1](p.76)，以至到了《秋收》时老通宝还念念不忘“三十年前的‘黄金时代’”[2](p.111)。“黄金时代”里发生的事件给作品意义解读上带来的是什么呢？勤劳、节俭、诚实、努力，只要好好工作，就会得到好的回报。“现今”时代的人们也没能忘记这一点，“林老板，你是个好人。一点嗜好都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这样的林老板“放在二十年前，你不发财么？”[3](p.54)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林老板，最后破产、自杀。《丰收》、《多收了三五斗》等大量描写丰收成灾的作品，之所以让人警醒，原因都在于现实没有给人们提供可能的出路，天道变了，过去的法则，现在不灵了。多多头“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1](p.89)，“规规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4](p.123)。立秋也“……总是懒懒地不肯十分努力做功夫，好象车水种田，并不是他现在应做的事情一样”[5](p.614)。《上海屋檐下》黄家楣的父亲甚至迁怒得更远：“这个世界是变啦。咱们年轻的时候，天上打闪，总有雷的声音的，可是变了民国，打闪也没有声音啦。”虽然作品告诉我们，黄老头自己耳聋，雷声在他那里失去了震慑力，但在黄老头的话语方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的一般心态，否则黄老头也不敢杜撰这一“故事”。“今不如昔”可能有更深远的社会历史文化蕴涵，“九斤老太”意识，一般说来都是保守的负向价值体现。然而在具有革命倾向的文学叙事中，“过去”还承担了与“现今”不一样的“责任”，它主要不是一种实际的存在，而是对现实不满的心里寄托，在质疑现实的视野上，过去被人赋予了若干亮色。 如果说对“过去”的叙事是顶着极大的压力、在不被觉察的情境下与反传统的社会时代思潮发生了背忤，那么对“黄金子铺的地”的未来向往却是名正言顺的选择[6](p.590)。这里有两种关于未来的叙事在中国现代具有革命倾向的文学事件安排中被使用着：第一，未来是一种朦胧的目标，在知与不知的情境中焕发出了少有的光彩。瞿秋白在《饿乡纪程》的绪言中说，“我亲爱的同伴们呵！请等着，不要慌。阴沉沉，黑魆魆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细微的光明来了。”[7](p.4)这光明所指任人都明白是什么，他的同伴们也同样对此抱着无尽的期待：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你们走了—— 走向红光里去了！ 新世界的生活， 我们羡慕你们受着[8](p.33)。 如果说，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使》，有力排众议，敢为天下先的味道，在思想意识上召唤着“赤潮澎湃”的“二十世纪历史的事业之第一步”[9](p.200)，那么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则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未来的具体场景。苏维埃“十月革命”事件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的一种关于未来的驱之不去的憧憬。在中国当时的境遇中，苏维埃的实际情况是一个方面，人们通过传播渠道得到的心里期待又是一个方面。正像胡也频的作品名称显示的那样，《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到莫斯科去》，这是人们的一种坚定的信念，连传统的“旧社会”都可以被人目为“黄金时代”，更何况从未见过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和“理论”的“天堂”？我以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叙事中的理想，不仅与理论和事实相关，更与人们对现今的不满相关，在这个背景下只要与现今作对、与现今相抵牾都可以被作为有意义的事件使用着。第二，在具有革命倾向的文学叙事中，有时“未来”虽不可预期，也不妨先行“出走”，最坏也不过是现在所承受的，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出走的题材是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的一大门类。田女士离家出走了，萧涧秋在乡党的围攻下逃走，觉慧从家庭的专制中出走去了上海。不仅是有为的青年转走他乡，就是农妇花金子、小姐愫芳也不甘寂寞，纷纷离家出走。江霞大哥离别江霞时说：“老三，你放心！家事自有我问。你在外边尽可做你自己愿意做的事，不过处处要放谨慎些！”[10](p.224)出走就一定会好吗？并不，鲁迅就曾探讨过“娜拉走后怎样”，在他看来出走的前程不一定光明。同样道理现今也不一定像想像的那样坏。“把最近的过去说成是‘黑暗的’（这个过去必然结构着现在），同时设想着‘光明’的未来必至无疑（即使这个未来是先前某个黄金时代的复活），这涉及到一种革命的思想方式。”[11](p.27)正因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出走的事件不在作品开头，那样它将引发对未来的思考；也不在“中腰”，在“中腰”需要对出走前和出走后都有所交代；只在结尾——它不管后来会什么样，只是关注对出走前的意义阐释。我以为这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出走母题意向相关的事件安排法则。毛泽东对“革命”的“破”与“立”有一种见解，在他看来“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出走就是“破字当头”的体现，它只关注对现实生活秩序的破坏，它是革命的情绪、革命文学叙事的标准事件安排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