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漫游性：上海现代派的空间实践与视觉追寻

      引言：令人费解的漫游者

      本文拟从批评的角度重新审视“漫游者”()这一似乎令人费解的形象，这一形象与民国时期上海现代派作家的小说创作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近年国内学术讨论中业已出现。我首先点出李欧梵近年对这一形象的令人费解的态度，以探讨文学批评和文化史中的方法论问题。（注：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的中国都市文化的繁荣，1930-1945》，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我标在正文内所引此书的页数，指英文版页数。参见毛尖翻译的中文版《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然后我概述近年西方批评界对漫游者的新的理解，即将其同时理解成一种社会人物(figure)、一种修辞比喻(metaphor)、一种研究现代性的概念(concept)，而这一切不只限于19世纪的法国。在文本方面，我将提到黑婴、刘呐鸥、穆时英和叶灵凤等，他们有的以“新感觉派”而著名。我突出这些作家表达都市新经验的奇特的方法，指出他们象漫游者一样步行上海街头、穿越异国情调十足的都市风景，寻找新的感觉（惊讶、过度刺激）、新的空间（经验方面的与文本方面的）、新的风格（写作上的与生活上的）。漫游性()因此为这些作家提供与现实主义迥然不同的另类的空间实践，探索与都市中高深莫测、不可预计的事物的偶然相遇等类似经验的短暂性。漫游性也为他们允诺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空间，其中可以炫耀他们对中外文化的知识，试用新的图案或印刷式的视觉性去捕捉都市风景、声色和感觉。此外，漫游性还提供他们一种急需的道德宽容的策略，因此在他们力图躲避（如果无法超越）当时文学派别的激烈争论之时，可以证明他们屡次模糊意识形态和政治界限的美学上的“正当性”。

      然而，上海现代派的道德宽容的策略在历史上惨遭失败，他们更因刘呐鸥、穆时英两人在上海孤岛时期同日伪合作而遭暗杀，从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消失了近半个世纪。在严家炎等学者的努力下，他们的作品自1980年代中期起重新受到学术界及读书界的重视，1990年代甚至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人模仿。这次命运的轮回，显示过去人们忽略了他们作品的特殊价值，即不寻常的、过于早熟的都市敏感性和美学现代性。在出版了两本讨论中国城市和文化现代性的英文专著后，（注：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形象》，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有关新感觉派的讨论及资料来源见该书第6-7章，本文不一一列出；张英进编《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我这里想重新分析漫游者及漫游性，因为这既是我们评价上海现代派作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可促使我们对中国文学与西方理论关系中的宽容概念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漫游性：上海的挪用及其恰当性

      1995年，我在美国发表一篇英文论文，分析黑婴在短篇小说《当春天来到的时候》(1934)中，如何试用文字与图案结合的手法去表现新的都市经验。在黑婴（原名张炳文，印尼华侨）这位不见经传的作家笔下，男性叙事者信步漫游上海街头，一边浏览都市风光（如耸立的高楼、商店的橱窗、蛇一样的车流、青蛙般的公交车），一边即景雅兴作诗。他的眼睛象照相机一样捕捉车辆、人群和欲望的流动。忽然，19岁的苏茜小姐带着“丁香般的哀愁”飘然而至，而苏茜苗条的身材、会意的眼睛、性感的嘴唇在文中以类似电影特写般分割的、迷恋化的方式，以文字和照片同时展现。尽管我那时把黑婴的叙事者描述成一位现代上海的漫游者，但我还是指出他与巴黎原型的一点重要差别：黑婴的叙事者并不象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漫游者那样保持完全不为周围的人群所知的状态，而乐意与相识的女朋友打招呼。（注：黑婴的小说见《良友》87期（1934年4月），第26-27页。我的英文文章见美国《中国现代文学》9卷1期(1995)，第11-30页。文章的中文版见张英进《都市的线条：30年代现代派作家笔下的上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第93-108页。）

      在《上海摩登》中，李欧梵质疑我用漫游者这一形象讨论上海的“恰当性”。（注：与我的英文文章同一期刊登的布莱斯特(Braester)的文章也同样使用漫游者概念讨论上海都市文化，甚至提出与波德莱尔的原型相反的“女性漫游者”，但却不曾受到李欧梵的质疑。见佑米·布莱斯特《上海奇观的经济学：刘呐鸥与穆时英故事里的上海跑马场》，美国《中国现代文学》9卷1期(1995)，第39-58页。）在他看来，1930年代的上海都市风光使作家们如此眼花缭乱，“他们尚未发展象巴黎的漫游者那种特有的保持距离的、反射他人的心态”(37)。尽管上海作家不停地穿梭于都市之中，他们尚未“掌握行走的艺术”，因为他们过于顾及他们的方向与目的地，而无法体现“漫游的崇高偶像”(39-40)。简言之，黑婴的叙事者，或许就象李欧梵评刘呐鸥和穆时英（以及他们笔下的人物）一样，“过分热恋城市、过分沉醉于都市的刺激，从而无法取得一种模棱两可、持反讽距离的姿态”(42)。

      李欧梵的质疑本身在几个方面就很值得质疑。首先，正如我在文章中指出，黑婴（而不是李欧梵书中的“何婴”）在有限的两大开页的篇幅内，刻意列举都市中令人在性别、阶级、种族、心理等方面产生模棱两可情感的事物：譬如影星艾霞的自杀、夜晚关闭的商店门外的流浪者、昔日沙俄帝国的难民、以及叙事者持续的厌倦和危机的感觉（所以他必须短期游览杭州西湖，以求心理平衡）。在小说的结尾，叙事者又被迫与都市保持反讽的距离：这一距离象征性地表现在耸立的22层的高楼上，这高楼冷面俯视人生事态，而丝毫不为之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