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4)06-0119-04 曹禺在《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作品中塑造了蘩漪、 侍萍、四凤、陈白露、花金子、瑞珏、愫芳等一批性格鲜明生动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女 性形象。其中侍萍、四凤、花金子、瑞珏、愫芳等与蘩漪、陈白露等相比较，作者在对 这些人物形象进行艺术表现时，其视角上存在有明显的不同。前者基本上属于传统文化 型的女性形象，而后者则属于传统文化的异类女性形象。正是这类女性形象值得我们以 女权主义的视角对其予以观照，值得我们用异于传统文化的眼光去探测作者在塑造这类 女性人物时的思想、情感和文化意识，去展示作家对固有文化的省察和破解，以及对建 立新型文化的焦虑和渴望，对女性生命、情感世界的钟情眷顾和殷切关爱。 女权主义批评认为，性别(两性差别)不仅是两性社会生活和话语实践中不平等的根源 ，而且是男性中心社会知识、话语体系构成的基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社 会秩序，是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是主体，他拥有政治、文化等的生产权、使用权， 而且同时拥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女权主义批评认为，女性应当在政治、经济、文化以 及意识形态领域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在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中也应拥有同等的 权利，女性要以鲜明的性别意识与男性主宰的社会秩序相抗争，以求平分社会生存空间 和话语权利，甚至走向极端地提出推翻现存的男性主宰的社会秩序。这反映了女性经历 了漫长的个性、心理压抑历史后而表现出的性别意识的自觉。曹禺在其戏剧中表现出的 对女权思想的认同进而塑造出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并无确切的证据能说明 其明显地系统地接受女权思想的影响，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曹禺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受 到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对女性的挤压、迫害，对女性权利的侵害，而从人 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宽厚的人文情怀给予关注，无意识地顺应、附和了女权主义的主张 ，与女权主义走到了一起。由于这样，曹禺在其剧作中对并无自觉的女性意识的女性人 物如侍萍、愫芳、瑞珏、花金子等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抨击世道的险恶和不公，对女性 身心的戕害、摧残、蹂躏，更通过蘩漪、陈白露等女性意识强烈的人物形象的悲剧命运 ，表达了对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以男性为中心、男性主宰世界的社会秩序、传统文化思想 和道德对女性的绞杀和非人道，对女性自由、民主权利的践踏和无视，以唤起人们对女 性生存状况的关注，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重建适宜于女性个性自由发 展、享有自主的话语权利的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蘩漪是曹禺笔下最具女性意识的鲜活的女性形象。但这种女性意识特别强烈的人物却 由于社会、个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其悲剧的历史必然性。从社会历史内容 看，20世纪初的中国，统治、支配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尤其是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 规范的依然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男性为中心、男性主宰天下、男性为上，女 性被视为下贱的，是被动的、服从的、处于附属地位的、不享有话语权利的并被排除在 男性视野之外的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秩序。在妇女问题上，以“夫为 妻纲”为核心，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制定了一整套扼杀妇女人身自由的枷锁和链条。 在世俗生活中，礼教就代表着传统道德，就是传统道德的象征。[1](P223-224)在这种 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秩序下，自然就形成了代表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的男权对妇女的支配 、控制、压迫和奴役。周朴园认同、皈依了封建规范秩序，并成为家庭生活中封建规范 秩序的权力代表及忠实的维护者、实行者。 在周朴园看来，他是家长，拥有绝对权威，任何人都不得违抗。蘩漪作为妻子应该“ 从”于他，附属于、服从于他，做到百依百顺，惟命是从，在家里相夫教子，料理家务 。儿子们也应绝对服从于他的家长权威。因此，在逼蘩漪“喝药”一幕情节中，他不仅 让蘩漪“做个服从的榜样”，而且不允许儿子有任何表达自己意愿的声音、申辩自己理 由而冒犯其威严的自由。 曹禺并没有按照传统文化思想意识把蘩漪塑造成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和礼教要求的女性 形象。以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思想意识的标准，女性应安于生活在家庭内，这是 属于她们的天地，女性应该在家庭中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在家庭中理应从属于男性 尤其是自己的丈夫，遵从由男性社会制定的一套关于女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如善 良、体贴、温柔、贞洁、顺从、忍耐、奉献、牺牲等，尽相夫教子的义务。这些都是由 男性来制定而且是把女性限制在家庭这个狭小的活动空间的并成为衡量一个女性好坏善 恶的社会标准。曹禺却以自己的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人物形象颠覆了这一标准。 周朴园按照封建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要求妻子，言听计从，做一个“服从的榜样”，希 望妻子能维护其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做个“贤内助”。可是蘩漪是个“聪明、美丽却 有‘叛逆性’的女性”，“也是‘五四’以及所谓‘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2](P365 )，她满怀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和对美满婚姻的渴望来到周公馆，原以为自己寻到了一位 梦中的“白马王子”、“如意郎君”，她失望了，她要求人格独立，夫妻平等；决不驯 从，不愿做附庸和奴隶；追求一种有爱的婚姻。她决不甘心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做一个 没有自己的追求、梦想，泯灭自己的个性的如周朴园“所企望的那样百依百顺的旧式花 瓶”[2]。作者在蘩漪与周朴园的激烈冲突中，展示了蘩漪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张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