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5)01-0100-04 萧军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坚持鲁迅所倡导的启蒙主 义文学精神，利用杂文形式抨击延安存在的各种落后现象，努力使延安文学朝着“人的 文学”的方向靠拢；一是不畏权威，始终不渝地维护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反对种种非文 学因素对文艺的干扰。 鲁迅先生逝世后，萧军自然对自己的先生满怀崇敬之情，但他认为，客观、公正地评 价鲁迅仍然是鲁迅研究的基点：“总之，我们要使先生真正的人格、精神、以及他的事 业，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地位和评价。存心歪曲，或无意糊涂，这固然不能饶恕，就是为 了一时便利自己企图，无原则的夸张，这也是先生精神从来所不容许的。”[1]正因为 持有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与科学的方法，萧军对鲁迅先生的理解比当时的一些作家更 为准确、到位，他所看重的是鲁迅对中国新文化的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还原鲁迅 的意味：“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产业是他的二十部全集；留给我们的理想是怎样把自己 的民族从奴隶和奴才的地位提到一个真正‘人’的地位；把人类从半虫豸的地位提到人 的地位……留给我们的事业，就是：中国新文化的开展和提高。”[2]在《鲁迅研究会 成立经过》一文中，萧军更是把鲁迅先生比作中国社会的镜子和一具带有紫外线的太阳 灯，认为鲁迅不仅照出了藏在中国社会每一个龌龊的角落、每一条不被人注意的卑俗的 缝际里面所潜藏的恶菌，而且也照出中国社会光明的前路，照出了新生的能担当起改变 中国命运的苗芽，所以，鲁迅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的鲁迅。学习、研究鲁迅的 著作和为人类而战斗的精神，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的权利和义务。对鲁迅的研 究、学习，最主要的是继承他的事业，完成他未竟的理想。“不然，无论说得如何‘正 统’，如何‘堂皇灿烂’，如何‘谦卑可喜’……那全是骗子的诺言，只有他们——这 些骗子——才是一个伟大的人底真正侮辱者!”[2] 抨击国民劣根性是鲁迅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小说《阿Q正传》是这方面的优秀之 作。作为集种种国民劣根性于一身的阿Q，经过鲁迅高度的概括与抽象，已成为沉滞、 落后的民族文化的象征。正因为如此，阿Q形象也深遭某些“革命”、“爱国”人士的 憎恨。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钱杏邨就已宣布了阿Q的死亡，在延安，也有不少 人持这种观点。萧军对此发问道：“阿Q的时代究竟过去了吗?阿Q底可憎恶和可爱，以 致于应该嗤之以鼻或同情，以至于应该‘嚓’了地的理由在哪里呢?阿Q的子孙怎样了? ”[3]带着这些问题，萧军考察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上至夏桀殷纣下至宋江直到 近代的洪秀全，他都看到了阿Q的鬼魂在死死地缠绕着这些人。从萧军对洪秀全及其所 创建的太平天国的议论与讽刺上，我们可以看出萧军思想中深刻性的一面：“‘太平天 国’原来共信的‘主义’就是一个幻影，幻影是只能利用于一时，却不能维系于永久。 等到大家全明白了，而且实际碰了钉子，就要各走各的路，各信其所信。所以说宗教不 能代替科学，幻影终归不能战胜真理”[4]。至于普通人身上的阿Q相，远比这些人为甚 。因此，萧军认为，人类身上所固有的愚昧与落后、偏见和自私、无能和无用、卑下与 丑恶、兽性的凶残与奴性的堕落等种种弱点，或许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生存的每一天。每 一个生活在现在的中国人，其思想中都要不可避免地含有这种文化积垢。否认自己身上 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阿Q相，要么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良好愿望，要么是一种不能或不敢 正视自己的孱头想法：“中国人是在中国的历史社会长大的，想要把自己弄得完全不象 中国人，这不可能——至少在现在——人也全是由虫豸过渡到‘人’底阶段的旅客，所 以说，毫不带虫豸性的人那也是没有的。只要这造成阿Q的条件一天不干净，阿Q恐怕也 就要捣乱一天，大家就不容易得到真正的安宁。”[3]萧军认为，有虫豸性与阿Q相并不 可怕，可怕的是人不但不敢正视自己身上的虫豸性与阿Q相，反而想尽种种办法极力地 把它们掩藏起来。把人类自身所存在的种种虫豸性与阿Q相以文学形式展示出来，警醒 、鼓励人类向自身的这些弱点作韧性的战斗，以求得人类自身日趋高尚与完美，这是一 切中外伟大作家的共同之处，也是阿Q式的文学形象不朽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因为它 们不独概括了那个时代的人底弱点，人底善良，也指出了将来人底弱点和善良……以至 于它们——弱点和善良——底应该没落或昂扬的前路。”[3] 萧军特别看重鲁迅杂文在延安的战斗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初期的延安 的确显示出一种蓬勃向上的喜人气象，这也使不少人忽视了它本身所存在着的一些缺点 ，常常提出如下的疑问：“我们现在还需要杂文吗?”“杂文时代过去了吗?”对于这些 疑问，萧军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我底回答：对于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我们 不独需要杂文，而且很迫切。那可羞耻的‘时代’不独没过去，而且还在猖狂。”[5] 因此，在中国，在延安，杂文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迫切需要，而鲁迅先生则是杂文文体 的集大成者。在萧军看来，杂文这种文体在鲁迅先生手里成为一把刺向种种虫豸性与阿 Q相的利器，它不但走出了消极的个人感情的狭小花园，而且在中国变动得最激烈的世 纪里，积极地担负起对整个社会黑暗面近乎全面战斗的任务。杂文这种文体已经和鲁迅 老人的名字血肉般地溶为一体。在萧军看来，鲁迅杂文的精髓就是它的现实主义精神： “所谓‘现实主义’，它既不脱离现实，也不拘泥于现实；不独反映了现实，更可贵的 ，还是在它有指导现实的本领和作用现实的力量。”[3]每一个学习鲁迅的人，都应该 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的实践者。在这方面，萧军是做到了言行合一的，这特别鲜明地表 现在他利用杂文形式，对延安儿童(少年)与妇女问题的关心与参与上。 延安保育院培养、教育了众多的延安子弟，解决了前方将士与后方工作人员的后顾之 忧，为延安的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与一些本不应该 发生的问题。其一，在某些儿童营养品的分配上存在着一些不公的现象。当时的延安牛 奶极少，除供应高级干部之外，只有幼儿园才见得到，而幼儿园的牛奶则只给高级干部 的子女喝。《轻骑队》的第一任主编萧平曾写过一篇题为《龙生龙，凤生凤》的文章， 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提出批评。其二，部分保育员对孩子们缺乏应有的责任感与最起码 的爱心，致使一些儿童因护理不周出现了一些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萧军的大女儿住进 保育院时不满两周岁，由于缺乏必要的照料，六个月之后，已在那里“生过了各样的病 ：痢疾、眼疾、痘疮。”当萧军把她接回家时，小女孩已头发脱落，眼睛半瞎，耳朵四 肢长满了不少的疮，脸上也裂着各种的纹。面对女儿的这种情况，萧军既感到万分痛心 ，同时又想到了许多。萧军把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写成《纪念鲁迅，要用真正 的实绩!》一文，发表于1941年10月21日的《解放日报》上。对于延安在战时存在的一 些实际困难，萧军给予了应有的体谅。但是萧军认为，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应 该发扬鲁迅先生对待孩子的那种精神——“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的新人。”对 于孩子们，人们应该尽最大的可能去给予应有的关爱：“我懂得，人世间没有绝对没有 办法的事，我思想了，我要把我所想到的说给那些肯为孩子牺牲自己的一切的人!就是 那希望后一代比自己更聪明，幸福……的人。”[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