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在文学史料工作上涉猎广泛，成果巨大。对阿英的史料工作虽然前人也不乏论述 ，但仍缺乏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对阿英史料学思想的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 通过分析、归纳阿英的史料学思想，较为全面地把握其特征和内在结构，以求理解他所 从事的卓越的工作。 阿英为什么致力于史料的保存?为什么保存这些史料而不是其他?他是用怎样的方式保 存这些史料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对阿英史料学思想的梳理中，本文将努力提供一个 较为深入的解答。 “三代以上”之感——对史料工作紧迫性的认识 早在三十年代，距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不过十几年的时候，阿英就已经在自觉地搜集和 保存这一运动的史料了。他在新文艺资料上的搜集之丰，也是当时文艺界人所共知的。 1934年，赵家璧为了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要在资料方面寻求帮助时，自然便想到了 阿英。据赵家璧回忆，当时阿英把他邀请到住处，“把藏有新文艺书籍和期刊的木箱都 打开了，我才发现上海各大图书馆所没有的书，他大部分都有，而且以初版本居多，有 的还是作者签名赠送本。大量文学期刊几乎是整套的。”(注：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 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第166页。) 阿英之所以会这样自觉地搜集、保存这些资料，正在于他对文学史料工作的紧迫性， 有着不同一般的认识。1933年，阿英编辑出版了《中国新文坛秘录》，他在“前记”中 是这么说的： 一九三二年冬，因为要编《现代中国文学史》，从离开了多年的故乡，把所藏的新文 化运动初期的书报杂志，全都带到了上海。 就在翻检这些材料的时候，回想当年，不仅感到了恍如隔世，也觉得许多不曾辑集的 材料，就此埋没下去，真是可惜得很。 于是，便私自打算，想把其间重要的部分挑选出来，编成一部文献的书，既可以免散 佚，便检阅，在文学运动方面，也是很有意义的。(注：《中国新文坛秘录·前记》， 署名“阮无名”，上海南强书局1933年6月初版。)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激烈变动的时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反映在文学上也是如 此。阿英在1928年写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自序》中，已提到“中国文坛已经走到了 一个新的阶段”，并感慨“可是当日的斗士，有的固然还是在迈步向前，有的却因着抓 不住时代而开始反动。”(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署名“钱杏邨”，上海泰东图 书局1928年7月版。)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对不远的过去，竟产生“恍如隔世”之感，恐 怕也是情理之中的。 况且，这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也并非阿英所独有。差不多在那时，刘半农打算将 他在1917到1919年间编成的《初期白话诗稿》拿去付印，告诉陈衡哲，陈衡哲就有与阿 英类似的感想。这件事，刘半农写在了《初期白话诗稿》的序文里，阿英读了必定深有 同感，因而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引述：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自一九一七开始以来，是将近二十年了。……虽只是短短的二十 年内的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已令人起“渺茫”之感。所以，作为新文学运动初期干 部之一的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的序引里，就如此的记着：“当时所以搜集，只 是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了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然而到了现在 ，竟有些像起古董来了。”而当他和当时的另一干部说到要印这部书的时候，她的回答 是：“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 然而，在阿英那里，“渺茫”、“恍如隔世”或者“三代以上”，已不光是对于时世 人心的感受，而是上升为对搜集、保存史料的紧迫性的体认。在上面这段话之后，他又 接着写道： 其实，不仅回想起来，使人起寥远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一些当时 的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要想在新近出版的文学史籍里，较活泼较充实的看到一些当 时的运动史实，和文献的片段，同样的是难而又难。较为详尽的新文学运动史，既非简 易的一时的工作，为着搜集的不易，与夫避免史料的散佚，择其主要的先刊印成册，作 为研究的资料，在运动上，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序 记》，署名“张若英”，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9月初版，此据1936年9月再版本。) 除了对时世人心变化之快表示了同感，阿英更是提到了一个抢救、整理和出版史料的 问题。在这样变动的时世当中，虽然只是经过了短短的时间，那些似乎还很“新”的文 献资料，就已面临“搜集不易”，将要“埋没下去”以致“散佚”的危险了。而要改变 这种状况，就必须有人主动地对这些史料进行搜集和保存。 可以说，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问题，才促使阿英有了进行这一工作的自觉。表现在具 体行动上，在当时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的编辑出版，接着便是为《中国新文学 大系》编写《史料索引》。 也正因如此，阿英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十六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其激急与繁复，是历代文学中所不曾有过的。所以，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