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4)06-0031-06 无可否认，这是一个历史的节点，也是那个时代的聚焦点。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校 园，吸引着众多国人的目光，一场浩劫之后“荒原”般的世界，百废待兴，而这时走进 大学校园的天之骄子们，无疑承载着几代人的希望和期待。他们奋发，他们思考，他们 该如何擎起祖国的脊梁，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较早感应着朦胧诗人的 社会使命感和承担意识，由此也成了较早觉醒的一批被启蒙者群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这时已然走出了启蒙主义的乌托邦王国，开始走在了回归个人之后的行动和生命 之途上。对此，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叙述和影像中，去窥视这一代新人和诗歌成长的 原点和轨迹吧! 场景或镜像之一：1981年9月国庆节前夕的某个晚上，在山东大学新校文史楼一间普通 的239教室里，聚集了全校各个系科大约一百多名痴爱诗歌的热血学子。这是原本属于 中文系的“云帆”诗社扩展为全校性的社团之后的第一次聚会。一个简短的仪式之后， 新的“云帆”诗社宣告成立了，并且推举出中文系78级学生杨争光为新一届“云帆”诗 社社长。其中新“云帆”主要成员还有王川平、韩东、吴滨、叶梓(小君)、郑训佐、孙 基林、吴冬培等。此次会议为了彰显诗社的存在和影响力，最终还郑重拟定了几件应马 上实施的事项：其一，由韩东负责诗社新成员接纳登记，并且规定，成员入社须交2—3 首诗以备考察；其二，适当时候举办诗歌朗诵会或召集成员进行诗歌交流、座谈活动； 再就是做出了一个更急迫的举措和决定，即马上在文史楼前两个海报栏上，举办一期庆 祝国庆节诗歌专刊，并希望藉此显示和传播自己的存在。然终因刊中诗歌如王川平的《 推石碾的小女孩》、韩东的《孔林的夜晚》与一位同学的《摇摆舞》(后改作《生命的 旋律》)等诗有所谓思想情调问题，而演化成一个事件，并且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全校 性的诗社活动终止了。然尽管如此，主要成员之间的联络却从没有终止过。经过前一阶 段对朦胧诗的狂热追逐和模仿之后，这时大家已沉下心来，并且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如 果依旧沿着朦胧诗的路子继续走下去，至多在艺术上写的酷似朦胧诗，但却永远不能超 越朦胧诗。如何走出一条与朦胧诗不同、又能达致超越朦胧诗的艺术之路，这是那时大 家谈论最多、交流最多也思考最多的一个话题。并且也在日后各自的实验写作中，逐渐 寻找和探索出一条新路：弃绝过度的修辞、矫饰，语言自然、平实，趋近平民化和口语 化。像王川平、杨争光、韩东、小君(叶梓)等，均写出了此类典型作品。尤其是1982年 初，韩东完成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山民》、《老渔夫》(后改名为《海呵，海》)，小君 (叶梓)也写出了《给流浪诗人》、《我要这样》等优秀诗作，呈现出最初探索所能达致 的艺术高度。1982年夏天，韩东被分配到西安一所高校任教，他在那里创办了民间刊物 《老家》，其作者除苏北的小海外，大都是山大“云帆”诗社的朋友。就如韩东所说， 这构成了《他们》的前身。[1]记得1982年夏天，还在大学校园的我们，便读到了韩东 从西安寄来的《有关大雁塔》，他那决绝的超越性和消解性的立场与姿态，让人们清晰 地看到了一个走上不归路的诗歌浪子的形象。 那时在西部省份甘肃，活跃着两种文学刊物，一是《当代文艺思潮》，再就是综合类 文学刊物《飞天》，尤其是其中的《大学生诗苑》，吸纳了全国各地众多大学校园的优 秀诗人。同在一座城市里的兰州大学，校园里也同样活跃着几位年轻的诗作者，比如普 珉、封新成、菲可等，于是便办了一个油印诗歌刊物《回音壁》。也正是在这期间，他 们与韩东、于坚等取得了联系，并看到了韩东的油印诗刊《老家》以及王寅、陈东东、 陆忆敏等印制的诗集，封新成也因此有了想办一本反映全国大学生诗歌创作面貌的刊物 《同代》的想法，并终于在1984年夏季得以印出。韩东在《<他们>略说》中回忆说：“ 和散布各地的民刊相比，《同代》仍以北岛开道，所不同的是在‘我们这一代’一栏里 集中了我、王寅、于坚、普珉四人的作品，后来这四人都成为《他们》中的主要作者。 ” 于坚，作为松散的大学生诗派的旗手，虽然如他所说，他并未推动或组织过什么，但 在他生活的那个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却同样有一群活跃的文学青年和诗人。他说当他入 校的时候，云大中文系已有一份学生自办的油印文学刊物叫做《犁》，他刚一入校，就 在上面发表了一首题为《池塘月夜》的诗：“现在是绝对的黑暗，我划着孤独的小船， 世界在我的心中。生命在我的桨上……。”这是其中对深夜游滇池时的一种感受的描写 ，可被当时的系领导指斥为表达了一种阴暗的心理。不久被视为异端的《犁》勒令停刊 ，而创办刊物的同学在毕业分配时都遭到了“报应”。几年后，当他读三年级时，他内 在的欲望又被引发了。他与几位低年级的同学再次申请创办刊物与文学社，这次却得到 了系主任的支持： 我们把这个文学社和刊物命名为《银杏》。成立那天，我们在会场里撒满了银杏叶， 许多老师都来了，连那个当年勒令《犁》停刊的系领导都来了。……这是我大学时代最 激动的一个夜晚，我终于做成了一件我自己想做的事。[2] 当然，打动于坚的自然绝不仅仅这一个夜晚及其事件，如果没有触动，没有深及灵魂 的感受，他恐怕也不会写下《尚义街六号》，并让此后阅读它的人们，为之一次次地想 象、缅怀甚至感动了。“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本是那时的诗人，后成为独 立制片人和导演的吴文光家的旧宅。当年，一伙吟风弄月的大学才子们，其中包括于坚 、费嘉、陈卡、李勃、朱小羊、张慈等，往往黄昏光临，打开嘴巴，高谈阔论—— ……那时，我们全倾向于将人生看成一种命运，一种整体的氛围，而忽略生命作为一 种个人存在方式，一种经历，一种运动过程，每个人对生活的感受都大致相同，朦胧诗 所暗示的一类，个个是斗士形象，悲天悯人，愤世嫉俗，自我封闭，寄希望于一个时代 整体氛围的改变而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尚义街六号》的写作令我摆脱了这种虚假的 命运感，它具体真实地描述了作为具体存在的一些个人，……[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