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中国”崛起 作家“换代”、畅销书机制“形成”、长篇小说作用“凸显” 1995年的时候，中国刚刚进入所谓的“后新时期”，消费社会才有了一个雏形，社会 还刚刚处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前期。中国的发展的许多今天看起来简单的事实，在当年 还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今天看来所谓“后现代”，所谓“全球化”对于文学界来说，都 已经是没有多少新意的老生常谈了，已经成为任何一个谈论文学的人没有办法逃避的常 识。在当年却仍然是受到了众多的置疑和追问的难以接受的事情。这里的十年进程的背 景是异常清晰的：一方面，中国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内部”的日常生活的变化完全超越 了原有的“新文学”在“新时期”的构想和预设，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生 产和消费的链条中的位置也有了以往根本无法想象的独特性。一个“新新中国”对于“ 新文学”的多面的、复杂的冲击我们已经无法不正视了。十年的光阴正是宣告了全球化 和市场化新的时代已经由开端到成熟的过程。十年过去，尘埃落定，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和那些悲观的预言完全相反的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新新中国”。 在1995年的时候，许多人根本不承认消费主义和“后现代”可能成为中国的现实。但 中国的现实当然比故步自封的判断有力量，这一现实现在已经达到了根本无需讨论的地 步。而且，这里最为关键的“历史的讽刺”在于，中国在今天迎来的“和平崛起”的可 能，竟然不是由宏大的“现代性”的高蹈的叙述中获得的，反而是在千千万万中国人追 寻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的平常的愿望中出现的。中国人的百年强国梦的实现也是在这种 追求消费和满足的潮流中出现的。1995年其实是这一切的“征兆”显露得已经异常明显 的时代。 我们不必说我们当年的分析比起那些当年就已经陈旧的判断更能够接近现实，我们毕 竟可以说，我们的现实感其实远远超过了那些曾经自诩为对于中国远比我们了解的人。 我们不愿意说我们试图描述的历史比他们更现实，但不幸的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历史的 讽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其实对九十年代的一系列论战已经有了“现实”的回答 。今天的“现实”的出现胜过了任何美丽的言词。中国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和挑战，但高 速的经济成长和中国“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的大历史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形态。 中国业已成为全球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的力量，而我们面对的文学和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 性似乎也是我们原来没有的。 我们可以发现在文学领域中许多变化已经发生，并且还在继续深化。这里有几个趋向 异常明显：首先，作家的“换代”业已完成，原来走红的最著名的作家如王朔等已经渐 趋沉寂。而像余华、史铁生等当年的一线的重要作家今天已经开始影响力渐渐消失。新 一代作家的崛起和发展越来越清晰。从前几年非常活跃的“七十年代作家”的写作到今 天的郭敬明、韩寒、春树等的崛起，都显示了作家的“换代”的趋向。其次，一个畅销 书机制业已形成，品牌型畅销书的发展和纯文学的小众化的品种的分化日益明显。大众 的畅销的文学作品和小众化的“纯文学”并存的景观已经清晰。第三、长篇小说在文学 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伴随着文学期刊的萎缩，中篇小说的衰落几乎已经成为定局了。 长篇小说越来越趋于市场化的运作，成为文学运作的中心。第四、网络文学的发展也呈 现前所未有的势头。如宁肯的《蒙面之城》这样的作品和新浪等网站举行的文学大赛都 显示了网络文学的影响力。 这些变化都显示了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深刻的历史转变。但这里最关键的变化可以 说就是两个方向的明晰化：一是中等收入者的文学品位的崛起和青少年作者和读者的崛 起。这两大走向其实是文学的“中产化”和“青春化”的趋势。这都是十年前的历史趋 势的展开，也是当今中国文学发展的标志。 文学“中产化”后果 文学中的“都市性”、现代化的价值“日常化”、个人价值观崛起 文学的“中产化”，其实就是“中等收入者”对于写作和阅读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 近年来有关中等收入阶层的讨论相当热烈，特别是对其文学想象的关注更成为批评理论 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有关这一问题的探索和中国社会变化的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文 学想象乃是社会转型的表征。社会变化为新的文学想象提供了合法性的前提。十六大报 告中明确提到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中等收入者”被写入报告，无疑显示了国家对于社会的阶层利益和阶层的价值取 向和生活方式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中等收入者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在1995年 时，实际上，中等收入者的文学想象已经开始出现。我在当时也曾经对于这一阶层的文 学的发展进行过分析。但十年之后，这一文学已经发展到了异常明显的程度。 对于文学想象来说，中等收入者的品位和价值带来的后果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一种新的“都市性”在中国文学中的崛起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这种都市性乃是将文学想象的中心转移到都市，都市开始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据李 欧梵指出：“概括地说，五四以降中国现代文学的基调是乡村，乡村的世界体现了作家 内心的感时忧国的精神，而城市文学却不能算作主流。这个现象，与20世纪西方文学形 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欧洲自19世纪中叶以降的文学几乎完全以城市为核心，尤其是所 谓现代主义的各种潮流，更以巴黎、维也纳、伦敦、柏林和布拉格等大城市为交集点， 没有这几个城市，也就无由产生现代西方艺术和文学。所以，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 西方现代作家想象中的世界唯在城市，城墙以外就只有野蛮和无知；不论城市如何光明 或黑暗，没有这个城市，世界就无法生存。”(《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112页 )农村与城市的对比和冲突一直是“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的中心焦虑。不仅许多作家来 自农村，对于农业生活的记忆是文学想象的不竭的源泉，城市是在和乡村的对比中存在 的，往往城市是被乡村所界定的，除了“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等人之外，中国并没有真 正表达都市经验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