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4)06-0048-06 一 背景 1967年5月的社会骚乱可说为香港文化划下了一个分界。经历此一事件，香港人普遍认 同了努力工作、维持饱足和享受生活的人生观。社会上重视学历、技术、消费而不是文 化。社会骚乱刚过去，不少文化人已展开对香港文化的批判。有些批评香港文化基本上 是“劣质文化”，文艺“是得其‘形骸’遗其‘精髓’的……在散文中有的是假哲学观 ，却全无真感受”，[1](P12～13)有些指出香港的文学出版工作不济，作家生活没保障 ，文学数据散失，后人没有足够资料“去研究冯至的诗、李广田的散文、无名氏的小说 ”。[2](P13～14)这些批评似已肯定了一种“香港文化”正在形成，但性质却是商业的 、低级趣味的。在国内作家受政治干扰的时期，香港在保存文献方面出过一份力量。但 对于香港本土作家所面对的问题，大多没有深入开展，语焉不详。对批评者来说，“香 港文化”虽可被感知，却显然积累不厚，无从说起。 本地的文化生产大部分迎合消闲、娱乐的目的，“文化播种”已难维持在普及层面， 要进入建制(如大学)才有实现的可能。70年代，西方左翼思潮高涨，传统备受质疑，因 此像“传统”和“现代”如何衔接等问题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焦点。在平衡社会矛盾上， 港英政府逐步开放议会，增加教育经费，并鼓吹香港的成功在于安定繁荣。当“九七” 问题出现，香港人延续着并扩阔着“香港-中国”之间文化认同的问题。世界文化思潮 的输入虽带来文化上冲击，但也使香港作家能扩展视野。散文家汲取了中外古今的文学 养份，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散文写作时期。 二 多元文化情态 60年代以后，香港蜕变为一个以出口、转口贸易为主导的工商业城市，文化转变也很 明显，西方的电影、流行音乐、生活时尚等等，无孔不入地在这个几百万中国人生活的 小岛登陆。电视、广播媒体大量吸纳阅听者，对文字媒体构成了巨大压力。报章为了争 取读者，在版面上增加图片的比例以求传真，副刊大多容纳通俗性、消闲性的文字。据 197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负责的一项名为“大中学生阅读调查报告”显示，香港的大、中 学生的课外阅读风气已趋低落，所喜欢阅读的报章副刊作家大都是流行作家。[3](P146 )(注：据该项调查显示，347名接受调查的大学生表示(72.4%回答)，最喜爱的作家是( 前五名顺序)三苏、简而清、金庸、黄沾、任毕明；600名接受调查的中学生表示(54.4% 回答)，最喜爱的作家是(前五名顺序)三苏、万人杰、金庸、简而清、黄沾。参见魏大 公：《大中学生阅读书调查报告》。[3](P139)此外，最受大学生欢迎的杂志作家(前五 名顺序)是胡菊人、张国焘、宋凯沙、林山木(林行止)、万人杰。胡菊人于1968～1980 年任《明报月刊》总编辑，而《明报月刊》是大学生最爱阅读的杂志的第二位，胡菊人 的文章亦经常发表于《中国学生周报》、《盘古》等刊物，故较受学生注意(但事实上 ，胡氏所得的票数并不多，只占回答者70人中的3.85%)。) 社会上，崇拜西洋、东洋(日本)思想和物质的风气，同“保钓”、“关心社会、认识 祖国”、“中文运动”、“反贪污”的呼声互相冲激，报刊、电影、电视媒体扩充了受 众的感知空间，普及教育的推行都为文化传播制造了有利条件，而文学界对于日渐泛滥 的“色情书刊”、“新潮舞会”、“暴力电影”提高了警觉。[4](P4～5，64～67，204 ～205) 另一方面，对于香港文化的性质的思考，也从未间断。60年代在中学校园兴起的文社 活动虽无复盛况，青年结社、办刊物之风仍延续到70年代。尽管中学或大学一直不鼓励 本土文化的探索，但由校内校外的文社、刊物所组织的交流活动，已广泛地注意到本土 文学的发展路向。 对于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说，60年代是一个充满变动和冲突的时期。1967年暴动带来的 冲击虽然很快平息，但随着世界性学潮涌现，香港人(尤其是低下阶层)对殖民地管治的 不满而产生的抗争，已经成为殖民地管治里一个长期面对的问题。香港人受到来自文革 前后中国政治波谲云诡的影响，消极者感到香港不再安定，想定移民之计；积极者开始 试图认识中国，思考民族问题；偏激的放下头巾，展示反殖意识，(注：像《盘古》杂 志(1967～1978)在1971年后就由一份政治中立的文化杂志变成左翼色彩浓厚的杂志。70 年代文化杂志政治的多元性，不但反映港英政治尺度较60年代宽松，也表示香港人的文 化已有共识(就是努力挣钱、不谈政治的文化，政治议题不足以动摇香港资本主义的根 基)。)乐观的体认香港青年一代具有“乐天知命”、“辛勤工作”而又能“寻欢作乐” 的特质。[5](P46～51)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寻求“归属感”的时期。香港人逐渐意识到 一种“香港文化”的存在以及它对生活的必要性。学术界有见于香港文化的薄弱和中国 文化的花果飘零，对“传统”的探索亦广泛展开。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香港地位特殊， 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暂时不应改变，在价值观迅速改变的年代，应尊重个人 价值。[6](P116～131) 香港作家逐渐了解到：在此时此地的香港写作，要有独立的声音，不能盲目跟风。曾 是大学生最爱阅读的杂志作家胡菊人(1933-)，表明自己写作的态度是“什么都可以谈 ”，不忌“杂乱无章”，目的是“表达一个观点、一种态度、一个基本立场，一些肺腑 之言”，[7](P4)他赞扬卡缪(Albert Camus)在绝望中的承担精神，也为殷海光著书被 禁抱不平，既解释现代文学何以充满焦虑，也批评现代文学失去希望和光明。作为一个 立足香港的知识分子，胡菊人更意识到香港本土文化的缺陷。他形容香港文化是“铜钿 文化”、“杂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