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复初期是海峡两岸结束了因日本侵占台湾而造成的割离状态后形成的一次大规模的 文化汇流时期。其中引人注目、为人所熟知的，是许寿裳、李何林、李霁野、袁珂、台 静农、黎烈文等中国新文学的著名作家来到台湾，为台湾的文化重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然而当时还有另一批从福建以及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来到台湾的文学作家或作者，他们也许不如许寿裳等的著名，但同样用自己的创作为光复初期台湾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说前一批人基本上在高校或学术文化机构任职，主要致力于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那后一批人则活跃于当时的报纸杂志上，甚至成为这些报刊的主要文学作者。他们往往通晓当地方言，与台湾同胞有密切的接触和联系，对台湾人民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和理解，对于台湾当前现实的直接观察和思考成为他们创作的重心。像雷石榆、吴忠翰、欧坦生、姚勇来(姚隼)、沈嫄璋、陈大禹、陈庭诗(耳氏)、朱鸣冈、毕彦、王思翔、枫野、楼宪、周梦江、金尧如(沈明)等等，都有不俗的表现。来自福建晋江的杨梦周，以其从1946年10月至1947年9月的大约一年时间内的至少70余篇作品，成为该时期台湾文坛的重要存在。 梦周曾是近年来台湾学者曾健民、日本学者横地刚孜孜寻找的活跃于光复初期台湾文 坛、而后却似乎消声匿迹的新文学作者之一。笔者近来的一次专访，揭开了“梦周”之 谜(注：采访时间为2004年2月14日，详见笔者所撰《寻找梦周》一文，将刊于《人间思 想与创作丛刊》。)。据其本人所言，梦周原名杨思铎，又有小名永和，笔名云泥、鹏 图、虹光、何人等。福建省晋江市罗山镇后洋村人，出生于福州并在福州念小学和初中 。抗战爆发后，举家返回家乡。1946年初夏，年仅23岁的杨梦周受先已到台湾的族亲的 邀约，乘船穿越台湾海峡，到达台湾的布袋港上岸；经当时担任经济部特派员的另一亲 戚的介绍，进入凤梨公司工作。由于杨梦周从小喜欢读书，又深觉自己需要“加油”， 因此工作之余，几乎每天都到台北“新公园”的图书馆看书、做笔记。当时图书馆新进 了许多大陆新文学作家的作品，杨梦周在那里读完了精装《鲁迅全集》十数册，还有《 马凡陀山歌》、郭沫若的著作等等，特别是鲁迅的作品，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 ，梦周还到露天音乐台听蔡继琨的交响乐团的演出。可以说，梦周的文艺素养，很大部 分是在台湾接收和培养起来的，其创作也是到了台湾后才开始的。1947年夏，梦周为同 事打抱不平，被公司清退，与一批原在台北和平中学教书的暨南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 闽西南共产党组织成员)一起来到台南新营台糖中学任教。此后梦周的作品转向香港《 华商报》以及毕彦当编辑的广州《谷雨》杂志上发表。由于台糖中学的共产党组织遭破 坏，属其外围的梦周也感受到某种危险和压力，遂于1948年夏学年结束后，离开台湾经 香港返回厦门。我们翻阅1946年至1947年的基隆《自强报》、台南《中华日报》、台北 《台湾新生报》，发现不少梦周的作品可为上述回忆作证。如《我与图书馆》叙述作者 无论刮风下雨，每到夜里总要去拜访它的情景。署名“云泥”的《天籁》，叙述作者聆 听交响乐团第七次演奏的经过(注：梦周：《我与图书馆》、云泥：《天籁》，刊于《 中华日报》1947年1月15日和1946年11月23日。)。而“证据”最多的，是梦周受益于鲁 迅的情况。除了《中夜呓语》中说明取“梦周”笔名是“用于追念我们的前驱周树人， 即鲁迅先生”(注：梦周：《中夜呓语》，《中华日报》1947年4月23日，“海风”第15 7期。)外，小说《耒阳县》(注：洛茵(梦周)：《耒阳县》，连载于《自强报》1946年1 1月14～16日的“宝岛”副刊上。首日题为《来阳县》，此后两天均为《莱阳县》，这 里根据《三国演义》改为《耒阳县》。梦周至今清晰记得写过该小说，而该作署名“洛 茵”，可知此为梦周另一笔名。)属于鲁迅式“故事新编”作品；其散杂文作品中提到 鲁迅或鲁迅作品中人物(如阿Q)、引用或化用鲁迅语句以及仿效鲁迅讽刺笔触的，比比 皆是；而诸如对于“天下是吃人的筵席”的认知和抨击(《谈“吃”》、《再谈“吃” 》等)，以及作品中经常出现清醒的改革者反被腐朽势力视为“疯子”、“神经病”的 描写(如小说《天运》、《七二七九号卡车》、杂文《绰号》等)，更证实了鲁迅文学对 于梦周创作的重要影响。 二 为了论述方便，我们不妨将梦周作品分为二二八事件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段。事件之前 杨梦周的作品主要以“思铎”本名(注：署“思铎”的时政评论《风云密布的地中海》 、《牛步化的巴黎和会》、《分裂中的朝鲜》、《东西集团与世界大势》，分别发表于 《自强报》1946年9月15日、10月9日、11月14日、11月17日。)以及署名“铎”、“洛 茵”等发表于《自强报》，署“梦周”或“云泥”发表于《中华日报》。“二二八”之 后《中华日报》上署名不变，而《台湾新生报》上均署“梦周”。就体裁而言，其创作 以散文、杂文为主，又有数篇份量颇重的小说作品。 “二二八”之前梦周的作品首先对于当时社会严重的贫富对立、民生困顿的情景有特 别的关注和描写。如《春》、《夜歌》、《夜的街头》(注：梦周：《春(外一章)》、 云泥：《夜歌》刊于《中华日报》1947年2月27日和1946年12月12日、铎：《夜的街头 》刊于《自强报》1946年10月8日。)等揭露了一面是灯红酒绿、穷奢极欲、一食万金， 一面却是“物价的高压下挣扎着多少啼饥号寒的人”，“都市的霓虹灯下，活划出天堂 和地狱”的情形。《涨风》(《中华日报》1947年1月27日)写出了当年春节的冷落情景 ：商店半掩着门，顾客寥若星辰，“有钱人不会临渴掘井，老早就预备好了，涨于他们 毫无影响；无钱人连三餐也要大费擘划，根本无心过节；于是受到涨风的打击，不得不 竭泽而渔的，也只有薪水阶级和些半小康之家了”。短篇小说《余生》(《中华日报》1 947年1月12日)演绎着同一主题——小明的家又小又暗，就像樊笼，而同学的家铺着红 地毯，排着沙发；人家的父亲西装笔挺，自己的父亲就像病疴鬼。父亲最近又失了业， 家里掀不开锅，饿了一天一夜的小明仍旧空着肚子上学。就在这一天发生了强烈地震， 家已化成一片废墟，哭得声嘶力竭的小明在废墟中找不着爸爸妈妈，只能在梦中与爸妈 相见。 作为一位密切关注现实的文学作者，梦周必然要思考和揭示产生贫困等社会问题的原 因。小说《天运》(注：梦周：《天运》，《中华日报》“新文艺”第16期，1947年3月 30日。篇末注明写于1947年2月27日。)描写某村庄发生时疫，作为一乡“士绅之长”的 阿木伯宣称：“这是天运……唯一的出路只有割香，让顺王爷驱除疫鬼，上奏天庭，救 全村人的性命。”至于“割香”的经费，采用的是让“穷人大吃亏”的按人丁分配方案 ，结果有人卖田地出钱，有的人中饱私囊。然而王爷巡过了，村里照样死人。小学的吴 老师、年轻的保长文标等则主张打预防针，并不惜借高利贷来付医药费，终于制止了疫 病的流行。但却还有人说：“原是顺王爷的功劳”。这是一篇反迷信的作品，作者却又 将它与政治的腐败(抽丁、派捐等)，地主、乡绅阶级对于广大农民的盘剥等联系在一起 ，延续的是中国新文学中“批判/启蒙型”乡土文学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