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野草》是鲁迅作品中最难以解读的。鲁迅曾对友人谈及这本小小的散文诗，说“我 的哲学全在那里面”。在《墓碣文》中，他面对自己的坟墓(“向死而在”)“抉心自食 ，欲知本味”又“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结果却陷入于“本味又何能知?”和“本味 又何由知?”的困惑：他不敢和“已在坟中坐起”的死尸对话，没能尝到本味就“疾走 ，不敢反顾”地离开了。而各个时期的《野草》研究者，也没人追问这“本味”。近读 加拿大学者李天明先生的《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一书，杜迈可先生在 序中说到该书“提供了许多新颖的、独创性的阐释”，“揭示了鲁迅散文诗的隐秘主题 ”；而这一隐秘主题，主要是在题为“‘落叶的梦’：情爱与道德责任的两难”的第三 章进行探讨的。作者指出，“在以前的研究中，论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重要主题。 我立足于道德情感层次的阐释，揭示了潜藏于文本之中的鲁迅的私人典故和双关，并使 他最隐秘的情感心理变得清晰可解。”(见《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19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我试图从一个更私人的角度来探讨 一下鲁迅个人道德情感的矛盾”(168页)。该书广征博引，以私人通信、回忆录和历史 资料为根据来分析《野草》各篇，其探讨“本味”的认真态度，给人以很大启发。第三 章引言在论述了鲁迅的家庭、婚姻和爱情之后总结说：“怎样才能在接受许广平爱情的 同时，不过于损伤朱安的情感和生活成为鲁迅的难题。我称之为情爱和道德责任之间的 两难。”(113页)立足于这一“两难”，李天明先生对《秋夜》、《影的告别》、《希 望》、《死火》、《复仇》、《过客》和《墓碣文》诸篇作出了“独创性的阐释”，表 明了他对鲁迅的“新颖的”理解： 他与许广平的关系越密切，对朱安就越感内疚。他已深深陷入一种负罪感。在新文化 运动时期，他曾热情地鼓吹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新道德，……可是现在他痛苦地意识到 这种现代道德却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施惠于一个人而同时损害另一个人。……事实是 鲁迅最终接受了许广平的爱而离弃了朱安，他最终没有履行1919年的誓言：“我们既然 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 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注：《热风·随感录四十》。)这一事实就是他负 罪感的来源，它形象地体现在《墓碣文》里，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一系列《野草》散文 诗中。(170、171、174页) 但只要稍加追究，这一切自然而然的中国特色“说法”其实是十分奇怪的：四千年的 旧账没有了结，谈恋爱而深感内疚和负罪，这怎么会是“现代道德”?不敢实践“基于 人道主义的新道德”而无可奈何表示的“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怎么竟成了必须履行 的“誓言”?被囚禁在四千年旧账里的牺牲者，连对自己的责任都谈不上，又何来对他 人的道德责任?为什么一男一女相爱，就必定是对另一个人的损害?“接受许广平的爱” 与“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是否有某种区别，“施惠”与“损害”和爱是什么关系?而 处于做一世牺牲又不甘于牺牲的混沌之中，时时怀着对“缺德”的恐惧，那“良心”的 性质又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人的“情爱”与“损害”、“道德”与“负罪”、或“无私 ”和“自私”的说法上的两难，是如此“自觉”而自然而然? 为什么在中国，实行个人主义必定违反“人道”，而要讲人道主义就得牺牲“个人”? “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的道德之“道”，确如老子所言是“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敏 感”的问题是不可言传也不会言传的，永远是“难得糊涂”。而在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 中，对于性爱的紧张感可说是贯穿一切的特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性成了 一个衡量一切善恶的标准，它贯通了中国人伦理观念的最高目的和最低极限。李天明先 生提到，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和后来与许广平同居的性质，一 直是人们回避的，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绍兴、北京两地的鲁迅纪念馆中朱安的卧室仍不 对参观者开放(按，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这里且不说)。性是中国文化的秘密，在涉及 伟大人物时尤其必须为尊者讳，讳莫如深；人的“个人问题”(小节)和“与人奋斗”的 事业(大节)如何互为根据、相辅相依而共同组建成思想与心灵的深层结构，是人们从不 过问，也从不知道的。所谓“大人物不拘小节”，大节和小节总是泾渭分明，“井水不 犯河水”。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起自己的内心矛盾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 长起伏罢”，似乎也是指的道德“良心”与自由恋爱的“两难”，只不过他并没有被彻 底难倒，而是终于让“个人主义”占了上风，以自由恋爱行为背叛了道德责任，不“人 道”地擅自接受了“施惠”而实行了“损害”，“负罪”地、对朱安不讲“良心”地和 许广平同居，将这种“两难”遗弃了。 其实，李天明先生这种对鲁迅的“情爱和道德的两难”的阐释，并不是什么新颖观点 或独创，在书中他多处援引了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名著《中国意识的危机》，林先生 也认为，“鲁迅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同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某些因素仍然 有意义。……这导致他在他所深深相信的全盘反传统面前感到痛苦——实际上是一种负 罪感(a sense ofguilt)”(202页)。实际上，林先生发现鲁迅既要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又 要“献身于某些中国传统价值”而因此感到的“痛苦”和“负罪”，也正是李天明先生 所谓的鲁迅“情爱与道德责任的两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