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4)05-0540-06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处在极大的变动中，社会生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改变 作家对于自我和外界的认识，文学承受着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文学成 为战火纷飞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这一时期的许多女作家自觉地强化并发展了由“五四”觉醒而萌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女性写作在呼应、调适、整合着自己，女性文学价值观向着社会革命的需要 急速靠拢，向着救国救亡倾斜。因此，此时的女性文本大多带有鲜明的革命与政治的激 情，充满着焦躁的沉重感，如丁玲的《一九三零年春上海》、冯铿的《最后的出路》、 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显然，特殊的时势促使女作家对外在世界的关注远远超过了 对女性自我世界的关注，社会意识、政治意识成为女性主体意识中的新的支点，她们迫 不及待地想把个人变成革命整体中的一部分，为此不惜摒却性别特征来作为对危亡国势 的回应。正如谢冰莹所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 的事情，我只希望把生命献给革命。”[1](第66页) 萧红文学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连接了那个时代的两件大事：“九·一八”事变和太平 洋战争爆发。作为觉悟的女性，萧红在登上文坛之初，毅然地站在时代的先进位置上。 正因如此，那些将萧红归入左翼作家行列的评论者认为，萧红的写作是表现抗日救国的 时代最强音。作为一位倾向进步、同情劳苦大众的作家，萧红的不少小说尤其是初登文 坛所创作的那些小说，确实记录了那个时代劳苦大众的苦难、民族的苦难。然而，在表 现时代性主题的同时，萧红始终立足于她顽强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审美表现，不为程式 所拘囿，不随潮流起伏。尽管民族灾难和社会革命不断冲淡女性意识，冲刷女性话语， 也尽管时代主流一再要求她着力表现社会政治意识，她始终未曾放弃对女性生命的终极 关怀和自己的女性立场。 一、生命价值与底层体验 作为女作家的萧红，她手中的笔并不是专门描写女性的，在她的全部创作中，以女性 为主人公的也不多。然而，从早期的《王阿嫂之死》到最后一篇小说《小城三月》，妇 女问题始终是她创作的中心题材。萧红基于她的人本理想和自身对屈辱和苦难的体验， 深知中国女性的苦难。从离家出走，到无家而终，萧红一生都处在漂泊流离之中。作为 女人，萧红格外地不幸，她经受了两次生育的痛苦，却从未享受过做母亲的快乐。也许 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恰好成为萧红洞视女性历史悲剧的起点，她在作品中对女 人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也正因如此，作为一个女 作家，萧红不仅是从一个女性，也是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去关注女性，生育问题一直是萧 红关注妇女命运的一个焦点。 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写的是底层妇女的生育和死亡，生和死的连接是以 女性生命的苦刑或毁灭为代价的。小说中关于王阿嫂早产的描写，“她的嘴张得怕人， 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用身体言说的方式传达了女性的身体经验。人的 非人的存在，把女性的生育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 不幸。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绘，在生命价值、意义 层面上关怀着女性。王阿嫂这个不幸的劳动妇女形象为萧红以后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 提供了雏形。 中国的北方农村，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历史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情感 需求上得不到最基本的满足，就连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与分娩，也遭到男性无情的 忽视甚至于憎恶。在《生死场》中，萧红深刻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 生育和死亡，第六章——《刑罚的日子》里，作者描写了在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 ：在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地跑过，”“有的母猪肚 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接下来，便是 人类的生儿育女，产妇“光着身子，像条鱼似的”在灰尘中爬行、号叫，男人撞进来不 但没有安慰，还“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那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产妇”；麻面婆因生产 疼痛而嚎叫，李二婶子濒临死亡的绝境；金枝提前早产，妇人的刑罚同样擒住了她。而 在男人那里，每次遇到妻子生产，男人就醉酒撒野。他不仅命令在苦痛中挣扎的产妇拿 这拿那，还用水泼向产妇，“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 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 行：“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 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在这一章的末尾，以窗内“麻面婆的孩子已在土炕上哭 着。产婆洗着会哭的孩子，”“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作为结束。在 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的生产交替出现，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动物般的本能活动，而女 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她们除了必须忍受生育之痛，与此同时还要承受丈夫的指责甚至 于打骂。在生存极限之下挣扎呻吟的女性，仍是男性践踏的对象。 女性的生育，本来是伟大的创造和痛苦的牺牲，可是在萧红的小说里，这种创造常常 降低到与动物的自然繁殖一样盲目而又泛滥。生产和被生产是所有生命最基本最原初的 苦难之一，这种苦难正是与女性特有的苦难和牺牲连在一起的。男人的傲慢、偏见、自 私和性歧视使女人成为男人的一个动物符号，一个“无自我意识”的传种接代的工具。 萧红流过产，尝过生育之苦，她无奈地看到，女性在这一点上永远难逃令人颤栗的灾难 和无法解脱的阴影。因而，形成于萧红笔下的女性生命的沉重与残酷是注入了作者自身 的生命体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