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83(2004)06-0043-05 一、寿生出道时 20世纪30年代，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也是我国文坛上大事迭起、文学流派纷 呈的时代。1930年3月2日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1936年“左联” 解散。这前后又出现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其 文学运动的中心是在上海，乃至于后来发展为一种宗派之争。这一时期，我国涌现了一 批永垂史册的优秀的长、中、短篇小说。此期的作家，有的体现出政治型的心态，有的 则更侧重于人文型的心态。前者占据了此期文学的主流地位。 本文所要论述的主人公寿生，原名申尚贤(1909—1996)，贵州省务川县人，在贵阳初 中毕业后，1929年与同学一道闯进了北平，1930年考上汇文中学高中就读。1933年起， 做了北京大学的“偷听生”。为何偷听?主要是学业偏科，他国文和英文俱佳，但数学 太差，两次没能考上北大。对于其“偷听”，胡适专有描述：“有人说，北平沙滩一带 ，从北河沿直到地安门，可说是北平的‘拉丁区’。在这里，有许多从各地来的学生， 或是预备考大学，或是在北大的各个系‘偷听’，或是自己做点专题研究。北大的‘偷 听’是一个最有趣的制度：‘旁听’是要考的，要缴费的；‘偷听’是不考的，不注册 的，不需交费的。只要讲堂容得下，教员从不追究这些为学问知识而来的‘野学生’。 往往讲堂上的人数比点名册上的人数多到一倍或两倍以上。‘偷听’的人不限于在沙滩 一带寄住的学生，其中也有北平各校的学生，但多数是那个‘拉丁区’的居民。寿生先 生也是这个‘拉丁区’的一个居民……”(见二十三年(1934)第131号《独立评论》上胡 适为寿生《论走直道儿》一文所写的《编辑后记》。)这种偷听的身份让他没有人管束 ，没有学业的压力，而能自由地读书、听讲、写作。这也是寿生很满意的一种生活方式 。 1934年至1936年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12篇时论，11篇小说，在《国闻 周报》上发表了1篇小说。在胡适主编的《风谣周刊》上发表了他搜集的贵州歌谣若干 首，并撰写了论文。(这是寿生去世后，其长子在北京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扬 中帮助查找的，主要只查阅了《独立评论》，因缺乏线索，所以不够完全。)1937年北 平沦陷后，寿生又回到了故乡蛰居，直到其88岁高龄去世，60年来在文坛上销声匿迹， 就连其亲属子女，也对他当年的文学历程并不知晓。 二、寿生作品的特色 寿生在文坛上出现的时间只有两年，而且是在他在北大偷听之余写作的。 寿生这个时期在文坛上以时论、小说、歌谣全面出击。笔者以为，歌谣是其根，小说 是其形，时论是其骨。 寿生搜集发表的歌谣并不多，在胡适主编的《歌谣周刊》上刊发过四期。但这些歌谣 特别有厚积薄发的意味。其1937年发表于《歌谣周刊》第二卷32期上的《我所知的山歌 的分类》，将山歌分为号子、风流歌、虼蚤歌、盘歌、骂人歌五类，并在各类中又对在 各种情景下所唱的歌加以细分。号子里面分为号头、催工歌、催饭歌、催放工歌、谢主 歌、讥主人歌、讥工程歌等。他搜集的歌谣有家乡务川的，也有省会贵阳的。笔者在这 些歌谣中信手拈出几句，就可看出其内容丰富而有趣。比如号头唱的：“清早起，早早 起，头不梳，脸不洗，搬起鼓儿就走起。”而讥主人歌唱道：“太阳出东门纳伟，主人 叫工程喽为，工程来得早呵为，捱住不下田勒为，将自才下田喽为，薅其少午(午饭)阵 勒为，‘二场拿是(给)你’丫伟，‘拿去要称盐’喽为，晒火窝，呀火为，晒火阳晒火 为!”这首歌看似纯客观地唱出了干活的一个过程，但通过歌者不能及时领酬的现象， 委婉地讥讽了主人的不守诚信——要推到下一场才付工钱，雇工却急着要等这钱去称盐 吃。盐是当年贵州老百姓最匮乏之物，盐价之昂贵被概括为“斗米斤盐”。因为雇主和 雇工是长期的雇佣关系，所以，歌者不可能直接讨付，只有委婉陈情。这种歌谣的搜集 ，足以见得寿生原本就生活在民众之中，对他们窘迫的生活境况和有求于雇主又不满于 雇主的心态有着细致入微的体察。风流歌中有一首，是摹拟女子口吻对乡间婚俗陋习的 揶揄、抨击：“十八小姣三岁郎，夜夜都要抱上床；睡在半夜要吃奶，‘我是你妻不是 娘!’”这种苦涩的幽默植根在寿生故乡的土地上，也植入了寿生为文之魂。在那个年 代，这些下里巴人的东西很少进入文学艺术的殿堂，社会的上层人士乃至于一般文化人 (除少数的民间文艺学、社会学研究者外)没有充分认识其价值，没有做过系统的搜集研 究，甚至有的还对其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在贵州汉族地区的乡里，“良家妇女”也不 能唱一般男人可以唱的山歌，唱山歌乃“读书人”所不为。然而，寿生却从童年时期起 ，便放下书生的架子，成为搜集山歌的有心人，并将其视为至珍。这些老百姓世代传承 或随口吟唱的歌谣、这些黔北农村生活是寿生作品的底蕴，歌谣是寿生作品的根。这是 寿生独有的优势，也构成了他作品浓郁的乡土特色。另一方面，这些歌谣因其原汁原味 ，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是20世纪初年黔北农村生活的写照，对现今民间文学工作 者尤其有着真实文本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