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4)04-0035-004 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闻一多则以“文学史家”和诗人著称，两人都在中国神 话学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茅盾是我国近代神话学研究领域里最早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之 一，闻一多则是我国第一个用综合研究的方法研究民俗学(主要是神话传说)的学者，两 人都先后受到了西方文化人类学派不同程度的影响，经历了“描红格子”的阶段，但二 人在吸收西方科学理论的同时，也都形成了自己的神话观，提出了许多深邃独到的见解 ，并奠定了各自在中国神话学研究领域的经典性地位。当然，如果我们细加比较，不难 发现他们无论是在研究的起因、旨趣，还是研究对象、理论与方法，都有很大的不同， 透过这种差异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两位学者不同的学术品格。 一、起因不同 茅盾和闻一多都是在各自的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中与神话学不期而遇，起因皆为文学 ，然而此文学的起点却与彼又不同。 茅盾研究神话，是因为要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古希腊神话，继而扩展到欧洲 神话和欧洲神话理论，然后才转向中国神话研究的，因此茅盾的神话研究起点是欧洲文 学；闻一多则是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由唐诗转而到《诗经》、《楚辞》、汉乐 府等，然后才转入中国神话的研究，1935年10月发表的《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是其切 入神话学的标志，因此起点是中国文学。这不同的起点，使得他们在神话研究中有着许 多的不同点。 二、旨趣不同 茅盾基本上是从神话学的旨趣出发，对包括中国神话在内的世界神话作一次梳理；分 析世界各地神话的结构、繁简、保存状况，及所存在之差异的各种原因，尤其是与文明 程度的联系。他用“ABC”来作为原初研究的标题，是恰如其分的，茅盾的神话研究， 可以说是给世界神话大致内容勾勒了一个基本轮廓。同时，他也希望借鉴欧洲的神话学 ，创造一个中国的神话系统。闻一多的研究则希望从神话入手，探究“这民族，这文化 ”的源头，并且将学术研究与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通过神话尤其是“龙”图 腾的研究，寻找中华民族“集体的力”。因此闻一多的研究，是从具像的个案入手，推 向文化的普遍整体。二人在学术研究的目标上不太一致。 茅盾因重点在梳理中国和世界神话的大体结构和神的谱系，因此他的兴趣基本上局限 在学术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因茅盾接触神话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穷本溯源，对十九世纪 以前的欧洲文学作一个系统的研究，所以这一时期茅盾虽已开始转入神话学研究，但他 对神话的本质、功能与意义都偏重于文学的、艺术的或美学的解释。比如，他将神话分 为两类：解释的神话(ExplanatoryMyths)和唯美的神话(AestheticMyths)。“解释的神 话出于原始人对于自然现象之惊异”，“都是原始人为要解说自然界的神秘和万物的来 历而作的”；“唯美的神话则起源于人人皆有的求娱乐的心理”，靠他们的美“将我们 带开尘嚣倥偬的世界”，在神话展示的幻境里人们享受到了身心的愉悦。茅盾又将唯美 的神话进一步细分为历史的(Historical)和传奇的(Romantic)两大类，“历史的神话近 乎戏曲中的悲剧，传奇的神话便近乎喜剧。”(注：茅盾.神话研究[M].天津：百花文艺 出版社，1981.)最终，他得出结论：“就文学立足点而言，神话实在即是原始人民的文 学。”(注：玄珠.楚辞与中国神话[J]文学周报，1928，(6).)公允地说，茅盾的神话研 究虽然具有浓厚的学术情怀，但并没有突破纯文学的角度，还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 民俗学的研究范式。这种局限性同样出现在同时期其他神话学的研究者身上，与学者们 个人的文学偏好不无关系。 闻一多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时，有意涉及神话传说，并把它们放到社会文化的整体结构 中去研究，力求探讨他们的文化意义，从而为现实斗争服务。其代表作《高唐神女传说 之分析》、《姜履大人迹考》、《伏羲考》、《端午考》、《神话与诗》、杂文《龙凤 》等始终横贯着一个“造人故事”的主题(洪水、葫芦文化、生殖崇拜)，寻求对“人种 来源”的文化解答。闻一多“无论对神话图腾意义的解释还是对其生殖崇拜性质的说明 ，他都注意把它们与特定的物质、文化条件联系起来，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目的联系起 来，因而能够穿透年代久远和后代人附会所造成的幕障，洞悉神话传说的内在蕴涵。” (注：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史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显然，闻一多对神话研究比茅盾更深入一步，更有利于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 本特性和建立我们民族的神话传说体系。 然而，构建中国的神话传说体系并非闻一多的研究宗旨，其神话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于 浓厚的经世致用的意识，他希望通过中国一个重要神话和图腾的研究，来使人们认识到 中华民族原有的融会意识和文化合力，从而唤醒人们在困难时期的民族团结意识。他在 苗汉神话的比较研究所涉及的历史和神话中的苗汉之争，就基本采取回避的态度，就可 以看出这一点。无论是对“龙文化”还是“葫芦文化”的探索，都并不止步于对其图腾 主义性质及生殖崇拜特点的本质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上突出“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 位，沟通民族文化的血缘关系，强调民族文化的历史一致性。可以说，闻一多的神话研 究，是充满着一种现实使命感的。这种让服务于时代的“工具理性”研究代替学术性研 究的状况，也使得他在学术研究的深度上点到为止，从而与中国神话学体系的建立失之 交臂，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研究的现实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三、对象、范围不尽一致 茅盾所主攻的中国神话，确切地说是文献记载中的古典神话，而对于仍然活跃在民众 记忆中的口传神话并未注意，这显然受到了人类学派的影响。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 (1925)和《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现改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也正是尝试着 运用安德留·兰(Andrew·Lang)的遗留物说对中国的神话进行文本的估量与分析。“遗 留物说”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把神话看成古生物学上的“化石”，虽重视神话对认识 生活的价值，但更加倾向于把原始信仰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 国神话学者多未注意到这种缺陷，抗战时期神话研究的民族学调查对南方少数民族口传 神话进行挖掘，将之与古典神话联系比较，并用相应的习俗论证文本中的神话，取得重 大成就，而闻一多正代表了这种研究趋向，无论是文献当中的上古神话传说，抑或南方 少数民族的口传神话，甚至一些活的民俗事象都同样成为他的研究对象。对南方少数民 族口传神话的关注，与民族学者们靠近少数民族地区，感受到浓厚的民族生活气息有直 接关系，而民族救亡的压力也使得地处西南边陲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同时从历史和现实 中挖掘民族的痼疾，发现民族的美德，以结成民族“集体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