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遮蔽历史的尘埃，时间愈长，被遮蔽的历史愈多；文献是还原历史的碎片，文 献愈充足，被还原的历史也就愈清晰。在众多历史文献中，日记无疑又是最毛茸茸的一 种，因为从时间上看，日记写于当天，往往是最为接近历史原初记录的一种；而从文体 的特征看，“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少有 点做作的痕迹。信札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 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注：周作人：《日记与尺牍》，《雨天的书 》第1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所以前人的日记对于我们还原历史或解读历 史，无疑有许多文献所无法替代的功能。 中国文人写日记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说早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的唐代，日记就已出现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作家的日记更是数量惊人，有的在作者生前就已结集出书，有 的去世以后也由亲朋友好陆续整理出版。单就五四那一代作家而言，我们今天能够看到 的就包括了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叶圣陶等人写下的日记。但是，尽管出版作 家日记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蔚然成风，也还是有不少历史文化名人的日记被束之 高阁，长期未能与世人见面，有的还有可能(或者已经)因天灾人祸而消散流失。正因为 上述种种原因，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2卷本、近7600页的 《钱玄同日记》才特别值得人们关注。 据《出版说明》和陈漱渝先生为该书所作《序言》介绍，这次影印《钱玄同日记》， 底本包括了钱玄同一百多本日记的全部。这些日记有的是专门的日记本，有的是硬皮本 或普通练习簿，还有的是自订的宣纸、毛边纸本，其中大多数的封面上都有作者生前亲 自标注的年份和序号。这批日记原本作为遗物的一部分珍藏于作者后裔处，1966年8月 红卫兵大破“四旧”时，他们紧急致电鲁迅博物馆，请求派员将钱玄同遗物中有价值部 分取走。“鲁博”副馆长迅速带少数工作人员推着双轮车奔赴钱宅，慌忙中运回一批文 物资料，其中包括90本日记。文革后，这批珍贵文物经钱家后代同意由鲁迅博物馆收藏 。这次影印出版的日记除这90本外，还包括目前仍保存在钱玄同后人处的24本。附录则 包括钱玄同生前整理手抄的一部分日记(1905.12.9.～1906.1.19.)、1925年自编的日记 目录一份，以及自撰年谱稿一册(1887～1905)。 钱玄同日记始于1905年12月9日，迄于1939年1月14日，共历35年，其间除1911年阙如 外，其他年份均有所记。就时间跨度而言，钱玄同日记并不太长，但就起始时间看，其 记事却明显早于其他五四文化名人的日记。在目前所公开的文献中，胡适日记始于1911 年1月，叶圣陶日记始于1911年8月，鲁迅的日记始于1912年5月，周作人日记始于1917 年1月(周的日记开始于这之前，但目前被整理发表的从这开始)。日记上限的提前，使 得《钱玄同日记》为我们保留了其他日记少有的历史细节。如1905年11月，日本政府颁 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引发留日中国学生大规模的抗议，著名革命者陈天华为激励大家“ 共讲爱国”，写下绝命书，于12月8日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尽。钱玄同日记中对这一 历史事件就有如下几处的记载： 1905年12月13日：“午后，忽有神坂领事馆东西文翻译王万年者来见大哥。云：‘留 学生为“取缔规则”事(近，日本文部省新定苛例，约束清、韩留学生，名“取缔规则 ”)，聚众造反，约有三千余人，逢人便杀。切勿前往，致遭不测’云云。实则留学生 不过要求去此苛例，行动稍激烈耳。而官场竟(?)如此云云，可笑极矣。” 14日：“闻留学生有陈天华者，为取缔规则事，愤而投海死。呜呼，烈矣!” 28日：“伯恒、界定来访余及稻孙，谈及学生风潮事，始知彼等因……” 1906年1月17日：“闻大兄说，此次为取缔规则事，有多数留学生归国。驻日本公使杨 枢急电满政府，云学生此次归国咸带凶器，意图革命，请速派兵舰至吴淞口截剿云云。 满清政府虽不谓然，然亦命两江总督周馥调查。馥遣提督萨某往搜，一无所得。萨归云 ：‘遍查不见所谓凶器，惟张之洞之孙携有拳铳一，未知是凶器否?’馥笑曰：‘这一 定不是的!’细玩馥此语，真妙，真有趣。” 这些记载虽然文字不多，但既有海外的场景，也有国内的反应；既有社会的传闻，也 有官方的态度。外交官员的耸人听闻，满清政府的草木皆兵，以及青年学生的愤慨之情 都跃然纸上。透过这些记录的片断，我们也能从一个侧面更为具体、更为真切地感受到 某种历史丰富。 和五四时期其他文化名人相比，钱玄同的突出之处在于其激进的姿态和坦荡的个性。 他于1917年初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即率先明确抨击“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与刘 半农合作“双簧信”，给旧文学阵营以沉重的打击。在具体主张方面，他率先提倡“左 行横移”的书写方式、应用标点符号、数目字改用阿拉伯号码、采用公元纪元，这一切 也很具建设性。当然，他的一些偏激主张在当时以及后来也很令人诧异，如主张废除汉 字而采用罗马字母，宣称“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等等。五四期间激进或 偏激者大有人在，但钱玄同格外引人注目与其率真坦荡不无关系。他思想活跃，常今日 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且喜欢公开直截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十分话常说到十二分”(注 ：陈漱渝：《钱玄同文集·序二》，《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99年。)。这种率真的个性，使得钱玄同日记充分显示出历史碎片的原生态特点 。如： 1907年1月10日：“凡英雄必多情，彼六亲不顾之人断不能称为英雄。至于父子之情， 根于天性，东方学者提倡孝悌，实极有至理，断不能以‘旧道德’三字一笔抹杀之也。 吾见今之维新志士及秘密会党，大家习标‘家庭革命’四字，而置其父母于不顾者，其 尤甚者，有以父母为分吾利之人，为社会之蟊贼，可以杖逐可以鞭驱者，而开口辄曰‘ 四万万同胞’，是真所谓‘世界有同胞，家族无伦理’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