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04)06-0005-05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祝辞， 是继一九四二年毛泽东的“讲话”之后的又一个影响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重要讲话，标 志着党和政府在文艺方针政策方向上的重大转折与重大调整。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左翼革命文艺开展以来，特别是一九 四二年《讲话》以来，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务于政治完全是不容讨论的最高准则， 而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为临时性中心服务也成了当然的一种规范。而邓小平的祝辞却明 确地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 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 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 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根据祝辞的精神，一九八○年七月二十 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来取 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概念。由此，中国的文艺及文艺家开始从政治的战车上解脱 开来，获得了主体自由和独立言说的权利。 第二，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的地位问题。邓小平在祝辞中指出：“写什么和怎么写， 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文艺 创作在本质上是作家内心体验的一种外化，任何外在的第三者所提出的关于“写什么” 的要求，如果不能内化为创作主体的自觉要求，而仅仅是作为“任务”加于主体，则不 可能产生真正意义的成功的创作，当然外在的任务与主体的要求达到了和谐一致，实现 内外统一不在此列。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和对外宣传的需要，作家艺 术家制作某些宣传品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把“写什么”作为一种指令性 规定对作家艺术家提出来是不符合文学创作的本性的。这就是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的 自主权还给作家艺术家之后，反响空前强烈的原因所在了。从历史的眼光看，题材问题 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30年代以来，作家艺术家写什么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材问题，而往往与作家艺术家为谁服务和站在什么立场相关联，到 了“文革”时期还要批判“反‘题材决定论’”。正是在这种气候下，许多作家艺术家 不能描写自己熟悉的对象而只能根据上面统一的部署写那些为政治斗争服务的题材，从 而造成创作上的失败和才华上的浪费，这样的教训是非常多的。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邓 小平把写什么和怎么写交给作家艺术家自主决定的思想的确是一锤定音，为长期不能解 决的问题定下了基础，从而真正确立了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的主导与主体的地位。 第三，关于文艺的功能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今天开会 ，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 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利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毛泽东这 个关于文艺功能的概括，无论从当时面对的总的现实情况(抗日正处在相持阶段，动员 一切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当时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看，还是从文艺政治 学的角度看，都是无可惑疑的。但是从文艺的本质属性讲，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所面对的 和平建设环境看，这个概括又是片面的，偏激的，因而是欠科学的。邓小平在祝辞中说 ：“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无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 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 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又说：“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 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 ，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多种多样的文 艺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方面的需要，这就是邓小平的文艺功能观，也是邓小平为我们描绘 的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的生动活泼的诱人景象。这样的景象充分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本质特征。 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是一篇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内容十分丰富，远远 不止上述三点，其他如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观点，关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 要人民的观点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就不一一叙述了。这里我们要说的是邓小平的祝辞 从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来，我们文艺究竟如何?现在的文艺到底最缺 少什么，特别是文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 第四次文代会前后文艺界对长期流行，并居于统治地位的权威观点“文艺从属于政治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开展了批评，紧接着又对体现文艺创作的特殊本质和发 展规律的“形象思维论”、“写真实”、“文艺的审美属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这些批评和讨论有利于在创作指导思想上明辨是非，有利于消除长期笼罩在作家艺术 家心中的阴霾与迷雾。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的祝辞代表党和政府为广大文艺工作 者营造了数十年来所未有的宽松、和谐的创作大环境。正是在这样的氛围和大环境之下 ，中国20世纪的文艺出现了大好的新的气象，几代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的积极性得以 发挥，文艺创作结出了非常可喜的果实。其中不仅有老作家艺术家的青春焕发和五七“ 右派”作家艺术家的大放异彩，还有一批“文革”中成长的正值青春年少的作家艺术家 的强劲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