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主持 程光炜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伤痕文学”曾经取得过骄人的成绩。它在历史转折之 际，重新确立了人们对文学的基本看法。事隔二十多年，由于文学环境、阅读方式和文 学史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重评“伤痕文学”的问题因而浮现出来。重评的目的，是要 通过“重返”文学史“现场”，进一步了解当年文学生产的社会背景、氛围和情绪，跨 越那些覆盖在文学史表面的夸张的修辞，从而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真实状况获得一个比较 客观和大致准确的认识。具体地说，有几个问题：一、“伤痕文学”是从“十七年”文 学中“断裂”而来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它是怎样重新整合“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资源 的?这种整合又是怎样造就了新一轮的文学想象和文学表达，并将其带入人们的文学记 忆，成为叙述“80年代文学”的基本根据的?二、“伤痕文学”到底是“自发”产生的 ，还是来自一次与历史的“互动”?它在持续不断地产生社会轰动效应的同时，是否在 艺术上也带来了某些负面的效果，如公式化、概念化等等?三、由此观之，我们过去对 “伤痕文学”的评价是不是有些过高?我们是不是过于笼统地肯定了它的历史成就，而 对其存在的问题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必要的批评? 本组文章试图从不同角度回答这些问题。李杨的文章从“断裂论”着眼，否认作为一 种“崭新叙述”的历史基础，对其公式化创作倾向作了有意思的分析；王一川的文章论 述“伤痕文学”想象的三种情感形态，探讨了它在自我生成和历史同构之间的复杂联系 ；程光炜的文章着重讨论“伤痕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认为在主题开发和人 物塑造上缺乏真正的创新性是这些作品艺术价值不高的主要原因。 “伤痕文学”一说距今已二十六年(注：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7年版)解释说：“‘伤痕文学’的提法，始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文 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后引起的讨论中。之后，人们通常习惯地把以揭露林彪、 ‘四人帮’罪行及其给人民带来的严重内外创伤的文学作品，称之为‘伤痕文学’。有 人把‘伤痕文学’又称为‘暴露文学’、‘伤感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蕴 含着明显的贬斥、不满之意……也有人给‘伤痕文学’以极高的评价。尽管‘伤痕文学 ’的概念是否科学还值得研究，但关于如何评价‘伤痕文学’的论争，却激烈展开，波 及甚广，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十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第540页))。它的历 史意义早已确立，没有人会再怀疑。然而，这个概念本身仍有讨论的空间。例如，它与 “十七年”文学的关系，它在当时的现实意义，以及如何重新评价其审美价值和艺术成 就等等。 1 不妨说，“伤痕文学”是直接从“十七年文学”中派生出来的。它的核心概念、思维 方式甚至表现形式，与前者都有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刘心武在1980年写的一篇题为《 泪珠为何在睫毛上闪光——回忆我的少先队生活》的文章中，似乎已经说得非常明白： “我的第一个、正式的创作冲动，是我十四岁即将离开少先队的时候，偷偷写出来的一 篇小说，它就是表现这个篝火晚会的。那虽然是一件废品，而且早已不知失落到了何处 ，但是，难道在我成长后写出的《班主任》等小说中，没有潜移默化地体现着这样一种 境界吗?少先队员时代啊，你在我记忆中留下的金钱，将永远编织在我今后的作品之中 ……”(注：刘心武：《泪珠为何在睫毛上闪光——回忆我的少先队生活》，载《辅导 员》1980年第5期。)虽然，一篇笔谈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是，“伤痕文学”作家都是 在这一历史时期完成文学的“接受”和“教育”的，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十七年”，“主题”、“题材”、“内容”和“思想立场”曾经是当时文学的核 心概念。一篇文学作品是否“正确”，是否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能否“教育”广大 人民群众，这些概念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人指出：“作家要表现我们时代的先 进人物，就必须站到这个时代的斗争的最前面。我们的作家当然可以描写历史的人物， 但也必须用新的观点去表现他们。我们决不是无目的的，更不是为了逃避现代生活而去 寻找历史的题材。”(注：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载《 文艺报》1953年第19号。虽然，在文中作者也谈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 ，但把“主题”、“题材”的正确置于一切问题之前，强调它们对文学创作的“决定” 作用，仍然是文章的鲜明倾向。)在新时期，尽管文学环境发生了很大转变，但在大量 “伤痕文学”的创作谈和评论中，重视创作的“主题”和“题材”，强调作家在创作过 程中的“立场”、“态度”等，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一部文学史认为，《 伤痕》、《吉普赛人》和《竹叶子》等，描写了一些天真单纯的青少年的心灵是怎样在 “文革”期间席卷全国的“阶级斗争”中受到伤害，从而“使读者看到了林彪、‘四人 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以剥削阶级的血统论冒充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 鬼蜮伎俩”。所以，新时期六年来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在短篇小说创作迅速恢复和不断发 扬光大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作家紧跟时代步伐、真实地反映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过 程。“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深化，莫不同人民群众思想情绪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 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5年版，第147—155页。可以看出，尽管该书写于“新时期”，但它的叙述方式、 章节设置等，仍留有50、60年代文学评论的鲜明痕迹。)又例如，一位著名作家在谈到 自己的创作时，强调了“思想立场”的正确性：“他生活在最底层，在最边远的地方与 人民同甘共苦、共呼吸，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那些年的戏法魔术、风云变幻”，他承认 ，“我的小说的支点正是在这里”(注：王蒙：《我在寻找什么》，《<王蒙小说报告文 学选>自序》，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