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主持 程光炜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伤痕文学”曾经取得过骄人的成绩。它在历史转折之 际，重新确立了人们对文学的基本看法。事隔二十多年，由于文学环境、阅读方式和文 学史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重评“伤痕文学”的问题因而浮现出来。重评的目的，是要 通过“重返”文学史“现场”，进一步了解当年文学生产的社会背景、氛围和情绪，跨 越那些覆盖在文学史表面的夸张的修辞，从而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真实状况获得一个比较 客观和大致准确的认识。具体地说，有几个问题：一、“伤痕文学”是从“十七年”文 学中“断裂”而来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它是怎样重新整合“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资源 的?这种整合又是怎样造就了新一轮的文学想象和文学表达，并将其带入人们的文学记 忆，成为叙述“80年代文学”的基本根据的?二、“伤痕文学”到底是“自发”产生的 ，还是来自一次与历史的“互动”?它在持续不断地产生社会轰动效应的同时，是否在 艺术上也带来了某些负面的效果，如公式化、概念化等等?三、由此观之，我们过去对 “伤痕文学”的评价是不是有些过高?我们是不是过于笼统地肯定了它的历史成就，而 对其存在的问题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必要的批评? 本组文章试图从不同角度回答这些问题。李杨的文章从“断裂论”着眼，否认作为一 种“崭新叙述”的历史基础，对其公式化创作倾向作了有意思的分析；王一川的文章论 述“伤痕文学”想象的三种情感形态，探讨了它在自我生成和历史同构之间的复杂联系 ；程光炜的文章着重讨论“伤痕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认为在主题开发和人 物塑造上缺乏真正的创新性是这些作品艺术价值不高的主要原因。 “伤痕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一举轰动全国，创造了亿万各阶层读者 竞相阅读和争论“文革伤痕”的盛大奇观，也把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演绎到一 个后来难以超越的辉煌顶点(文学从那以后就在与影视等新锐媒体的交战中逐渐退居艺 术家族的边缘了)。在事过境迁的今天回望，“伤痕文学”之所以产生强大的社会修辞 效果，靠的是什么?其中牵扯出什么样的社会修辞与美学问题?答案当然不是惟一的，我 这里仅仅从文本的体验类型划分入手去谈。“伤痕文学”的社会效果的产生，与其中表 现的特定个人体验契合了特定社会需要密切相关。人的生存体验往往与生存的时间维度 相关：过去、现在与未来三重维度交织、渗透在体验结构中，形成复杂多样的体验景观 。相比而言，具体的“伤痕文学”文本对过去、现在或未来各有偏重，从而呈现出三种 不同的体验类型：第一，指向未来维度的文本，常常在“伤痕”袒露中敢于想象令人乐 观的生活图景或远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种乐观主义或浪漫主义情怀，不妨称作惊羡 体验型文本，简称惊羡型文本；第二，指向现在维度的文本，更多地注意强化“伤痕” 的现在持续绵延景观及其难解症结，并灌注进个人的感愤或感伤，可称作感愤体验型文 本，简称感愤型文本；第三，指向过去维度的文本，总是在掀开旧伤记忆的同时不忘缅 怀那时曾有过的温馨一角，准确点儿说是冷漠中的温馨或创痛中的抚慰，令人无法不肃 然回瞥和动情，这可以称作回瞥体验型文本，简称回瞥型文本。下面不妨结合具体文本 ，就“伤痕文学”的体验类型特点做出初步描述。 “伤痕文学”中的惊羡型文本，往往突出地刻画主人公和帮手的主导作用以及正义群 体在危机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富于乐观主义地想象出成功医治“伤痕”的瑰丽前景。在 一向被人提及的刘心武的《班主任》(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里，可以看到四种 人物类型：第一种是代表追求知识/正义力量的女学生石红，第二种是处在其对立面的 代表反知识/反正义力量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第三种则是代表非知识/非正义力量的害 群之马宋宝琦，第四种是代表非反知识/非反正义力量的“帮手”张俊石老师。小说写 的是帮手张俊石老师如何设法启发以石红为代表的知识力量，医治代表反知识力量的谢 惠敏的内伤和代表非知识力量的宋宝琦的外伤。这种设置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对于治愈“ 文革”创伤的乐观主义信念。其实，早几个月出现的萧育轩的《心声》(载《人民文学 》1977年第4期)已经先期显露出这种模式的大体轮廓：党的正义一方的代表、新任厂党 委书记梅雪玉领受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确保重要的科学实验“东方红—9”的电力 供应，但遭到代表党内邪恶势力的副书记林江的百般阻扰和“残酷斗争”，与此同时， 年轻的生产技术科科长周小梅也受到林江的蒙蔽和欺骗。但在地委书记李为民和军区杨 副司令员的支持下，梅雪玉依靠自己的坚强党性、个人魅力和不懈努力终于教育了周小 梅，战胜了林江的阴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种相同的人物关系模式在陆文夫《献身 》(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4期)里也获得呈现：正义——土壤研究专家卢一民，邪恶 ——黄维敏，非正义——卢一民前妻唐琳，非反正义——卢一民的帮手曾书记。而这种 模式在孔捷生的《姻缘》(载《作品》1978年第8期)里也可以见到：代表正义与知识的 归国华侨青年伍国梁当遭遇代表邪恶的政工副书记“过于执”的压制、同时他的恋人阿 珍也可能弃他而去时，代表非反正义的党总支副书记“包青天”给予了有效的帮助，成 功地感染和教育了一度动摇的阿珍、并顺利成就了与她的“姻缘”。可以见出，属于惊 羡体验型的文本，往往或多或少地会表达出某种渗透进乐观意识的浪漫畅想，尽管它对 “伤痕”记忆怀着沉重感。《心声》这样写女主人公梅雪玉：“她意态自若，双目平展 ，激动的目光已经穿越了这小小的礼堂。她看到了什么呢?这时，她看到了深邃的蓝天 上，我们的卫星在遨游，茫茫大戈壁，氢弹正在试爆；广阔无垠的海洋中，我们自制的 万吨巨轮正乘风破浪前进；世界最高峰上，我国竖立的红色觇标，发出璀璨耀目的光芒 ……”这种想象图景所赖以生成的美学资源，与“文革”时期主流文学的资源其实并无 根本的不同，这是由那时的相近的文化语境决定的。《班主任》也有自身的想象：“张 老师离开石红家的时候，满天的星斗正在宝蓝色的夜空中熠熠闪光。”这里的关键的一 点是，每位正面主人公之所以具有力量，那是因为他身后总有神圣帮手(或帮手群体)及 时出手相助。这可以见出与20世纪50、60年代的《创业史》相同的主人公—帮手关系模 式的内在联系(注：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第一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