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4)03-0001-07 一 文学的“地域学”研究——从特定地域的地理区域种型、历史文化传统造就的独特文 学现象，探寻整体文学发展的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是深化文学研究所必须的。中外文学 历史证明，某些特定地域的文学现象因其积淀深厚、形态完备，且总是引领潮流之先， 往往具有映照整体文学的意义。我们这里论述“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潮的关系，就是 意在从一个典型性的地域切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新潮生成与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东 西。 中国新文学“浙江潮”的典型意义在于：作为江南沿海一块富有生机的地域，浙江以 其积淀深厚的两浙文化传统及其在近现代的延伸，并以“面海”的地理区位优势使其在 19、20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化大冲撞之际“得风气之先”，遂得以形成一支声势壮阔的文 学新军在新世纪文学新潮中有所作为，从而印证了“传统内”固有的“反传统”质素和 外向拓展意识是催生中国新文学的两重不可或缺的因素。两浙文化传统的深潜影响，是 指宋明以来由“浙东学派”开启的启蒙文化思潮，它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当时的思想文 化潮流。梁启超就认为，出于浙东的“残明遗献思想”已处在当时的“文化中心”地位 ，其影响所及直成为促成近代“思想界的变迁”的“最初的原动力”。[1]这一传统的 现代延伸，注入彻底剥离封建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内涵，就会蓬勃出一种生机。此种 反传统因素的积累，又同“面海”的背景密不可分。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现代史 ，就注意到“中国历史中的沿海和大陆”的不同走向，认为中国自海禁大开以来，“作 为小传统的面海的中国”，形成对“大陆腹地”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占着思想文化“支 配地位”的“大传统”的有力冲击，“面海的中国是一条变革的渠道”，其变革因素的 日渐积累终至产生颠覆“大传统”之势。[2]此说当然只是从一个侧面看取历史进程， 未必具有包容全部的意义，但其指出开放与封闭有可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说法，也不 是没有道理。浙江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便是在这样的地理区位优势中获得面 向世界的先机的。由此看来，探讨“面海中国”的地域文化冲击波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强 势影响，恰恰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引领20世纪文学新潮的原由所 在。 关于两浙文化传统及“面海中国”背景对“浙江潮”生成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中国新 文学发生学意义，笔者已有专文论述，[3]此处不赘。这里只就“浙江潮”推动中国新 文学潮略作论述：这一地域作家群基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和融通世界文化新潮的现代观念 ，显示出它对于开创中国新文学思潮、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强力潜能，这在中 国新文学思潮的逐层演进中可以得到证明。 二 中国新文学是以“五四”为光辉起点的，由此中国文学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 阶段。在这一新旧文学的重大转换时期，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以相当活跃的姿态投入中国 文学巨大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是声势壮阔的“浙江潮”文学现象的一次集中显示，也是 浙江地域文化精神的一次生动张扬。这里，历史承传的精神与近代新思潮积累的因素不 可忽视：固有的“叛道”传统和文学新质的不断汲取，使得浙江文化新军在“现代”期 到来之际，在意识观念上能够迅速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换与递进，其开拓创造精神也 得以充分显现，他们以厚积的文化储备一展其聪明才智，以富有生气的改革者姿态挺立 于新文学潮头。 “五四”文学革命中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异军突起”，曾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这个群体对于建构“五四”新文学而言，不仅在于出场人数之众，更表现在“领 军”人物之多，由此显示的正是其引领“五四”文学新潮的意义。这只要对几位“五四 ”新文学倡导者稍作审视便可得知。蔡元培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曾被称 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的陈独秀曾有言：“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 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 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4]这话恰当地概括了蔡元培同陈独秀、胡适 在新文化运动中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他早年游学欧美，胸襟开阔，执教北大后，使之 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和指挥中心，也成为新文学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从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另一个“重量级”人 物是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鲁迅。鲁迅于世纪初“走异路，逃异地”， 广泛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其文化观念与文艺思想已逐步实现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其后 经新文化运动洗礼，思想更趋成熟、精进，其文学思想的先导性和文学创作实绩最足以 代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他以其敏锐的思想家眼光和积淀深厚的艺术家素质把握新 文学，其文学观念进一步融通20世纪文学新潮，体现鲜明的“五四”精神，表现了对封 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批判，显示了超凡绝伦的气势。鲁迅的胞弟周作人也是新文学革命 中的风云人物。他对新文学的重大贡献，是汲取欧洲文艺新潮，提出“人道主义为本” 的“人的文学”，不仅构成对封建的“非人的文学”的犀利的批判，同时也体现出显著 的现代意识，表现出人的意识的觉醒和人的价值、尊严的被确认。这一同样带有先导性 的文学思想，为文学革命树立了标的，使其朝着更坚实的方向发展。在新文学革命中以 最为激进的姿态出现的浙籍作家是钱玄同。作为北大最有影响的“新派”教授之一，他 对当时的两个顽固守旧派——桐城派与选学派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指斥其为“桐城谬种 ”、“选学妖孽”。这两个名词经他第一次提出，以后为新文学者乐于引用，不啻是对 守旧势力的致命打击。稍后于上述作家出现，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高潮中登上文坛 并立即显示出新文学改革家气度的浙籍作家是沈雁冰。其于文学革命作出的最突出的贡 献是于1920年底开始革新《小说月报》，成为中国新文学一名力挽狂澜的改革者，为新 文学开辟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浙江作家在新文学革命中勇猛驰骋，作出不同程度 贡献的，还可以举出许多。但由此已足见：“浙军”的崛起，在当时产生的不是一般影 响，而是领先全国的影响；其文学思想的先导性，不只是部分观念的更新，而是带有择 定方向和路标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