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作家头脑里那套软件整理不了都市经验 人们大多低估了这个时代乡土经验的复杂性 朱小如：从历年来的茅盾文学奖及鲁迅文学奖的得奖作品来看，乡土叙事作品比城市 叙事作品更容易被认可。记得上次见面，敬泽提到近年来得奖的作品大多是“村里的事 ”，担心这次评奖会不会又是那样。结果还是如此。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治纲也曾谈到 过“作家缺乏对城市日常生活美感的把握”。这究竟是作家们“生活资源的缺失”，还 是批评家们对城市叙事整个陷入“审美”滞后? 洪治纲：对于目前的文学创作而言，应该说城市叙事并不缺乏。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 代出生的作家中，像王安忆、苏童、刁斗、陈染、格非、池莉、徐坤、潘向黎、海男等 ，近年来的不少新作都是针对城市生活的各种潜在部位进行更深层次的发掘。而在七十 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中，这一点则显得更为集中。像李修文、魏微、戴来、朱文颖等，他 们的基本叙事资源，也都是来自城市生活。但是，在各种重要的文学奖项中，城市叙事 的作品常常会出现空白，甚至像敬泽说的那样，获奖作品全都是些“村里事”。我认为 ，其中有三个缘由：一是在当下的创作中，一些重要作家仍以乡村生活为主要叙事对象 ，如莫言、韩少功、迟子建、毕飞宇、李锐、张炜、尤凤伟、阎连科、鬼子、东西、艾 伟、刘醒龙、陈应松、刘庆邦等，这些作家本身的生存经历、艺术经验和思考方式，使 他们在捕捉相对稳定的乡村生活时，往往会产生一些独到的审美发现和丰厚的精神内涵 。二是中国乡村生活中与生俱在的苦难意识、乡村社会中悠久积厚的文化沉疴以及乡土 风情中所蕴含的伦理观念，更容易在“传统思维”上引发人们情感和思想的共鸣。它与 城市叙事相比，似乎更有“历史感”。三是我们的文学审美趣味始终前进不大。表面上 看，生活观念、思想浪潮一波接一波在更替，但在人们的审美心理上，依然注重文学的 载道功能。这使得那些鲜活、敏感、细微、机智的城市叙事作品因为其载道功能不强而 受到冷遇。 李敬泽：我倒不认为写乡村就载道，写城市就不能载道。我觉得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 这些批评家、这些参与文学作品评价过程的人，话语体系对于城市生活、城市经验是关 闭的。在谈到一部乡土题材的作品时，我们津津乐“道”，面对一部城市叙事的作品， 这个“道”就失效了。在我们想象的乡村图景中，我们能够直接运用一些概念：苦难、 人与自然与大地、历史、文化等等，但是一碰到都市经验的书写，这些概念用起来就不 那么直接、简便了，我们面对的是极为混杂、未经命名的经验，我们只好装作看不见。 所以，批评家头脑里那套软件整理不了都市经验，不能对小如所说的“城市叙事”作 出恰当的分析和评价；但更深一层看，这套软件不仅批评家脑袋里装着，一些作家脑袋 里也装着，你以为他们就真的能够真实、准确地描述我们的乡土经验吗?现在写农村、 农民或民工的小说那么多，我认为绝大部分作者都严重低估了这个时代乡土经验的复杂 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乡土了，一个农民或民工的经验也是混杂的、未经命 名的，可是作家对此看不到、很隔膜，很少有人能够进入对象的内部，大多不过从外面 、甚至在高处的书斋里想象而已。 评判系统存在的问题不容回避 作家和批评家们对现在的世界所知甚少，却很自信 朱小如：应该说，童年的乡村记忆是眼下文坛最活跃的一些青年作家的叙事共性，但 是，如西飏这样在城市里长大的作家，其小说几乎没有乡村里的任何事，他的城市故事非常独特，但评价依然不高，除了上海文学给过他《青衣花旦》一个小奖之 外，他在全国范围里得奖的机率很小，这是否也说明了我们的评判系统有某种偏见? 洪治纲：不只是西飏的《青衣花旦》，在我的印象里，像丁天的《饲养我们 的城市》，李洱的《破镜而出》、《午后的诗学》，叶弥的《猛虎》，魏微的《化妆》 ，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甚至包括苏童的《两个厨子》和余华的《我没有自己的 名字》这种小镇生活叙事的作品，都不曾获过一些相对重要的文学奖项。就我个人的审 美判断而言，这些作品确实不错，而且反响一直很好，但是它们都被各种文学奖项“遗 忘”了。我想，其中评判系统所存在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 朱小如：其实在现代文学创作里也曾有过郁达夫那样忧郁灰暗的“另类”，以及不被 人轻易提起的《沙菲女士日记》之类作品，也都是对城市叙事的一种突出表达，但其遭 受的“冷遇”，并不是当时就有的，而是在当时有突出的反响，而到了新时期以后的文 学评判中却被“冷遇”。这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以为恐怕还是我们审美评判中的 文以载道的“道”只是道德的“道”而非文学之“道”的缘故。 李敬泽：无论对都市还是乡村，总的来说，作家和批评家们都对世界所知甚少。为什 么现在一个无名作者的书常常一纸风行?是他写得多么好吗?也未必好，但是他能够直接 、鲜活地贴近人们的经验，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隔离起来，像一个“作家”那样生活 。 写作者如何寻求一种与生活主动的、职业性的连接方式，这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 这些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熟悉一种说法：什么不是生活?我的生活不是生活? 这在当时针对的是对“生活”的强制性界定，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应该回到一个常识上 来，作家总是要对他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灵有广博的而不是狭窄的观察，有细部的而不 仅是总体性的认识，现在我们很少看到一个成名的作家肯下这种长期、专注的观察和认 识的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