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4)06-0141-04 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是分别引领两个时代文学潮流的小说模式。革命历史小说 产生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五六十年代，“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 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主要讲述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讲述“革命”的 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1]。新历史小说 产生于80年代中后期，“取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 命事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 面目”[2]。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文学历史进程中的两道风景，在中国当代文学长廊中 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3]。 推而言之，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就是描写人类过去事业的两种小说模式。革命历 史小说是纯粹的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为创作素材的，《苦菜花》(冯德英)、《野火 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风云初记》 (孙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等一批红色经典小说就是这一创作模式中最有影 响的文学作品。新历史小说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与革命历史小说有很多雷同之处，如《 丰乳肥臀》(莫言)、《白鹿原》(陈忠实)、《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活着》(余 华)、《预谋杀人》(池莉)、《灵旗》(乔良)等都涉及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的革命斗争 生活。然而，相隔数十年的现实生活使这些不同时代的作家对相同的历史题材做出了截 然不同的历史判断。 1 从事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在战火中历经磨炼的革命者，与所描写的历史场景有非常接近的时空距离。这一时代的价值观是忠诚、奉献；社会理想是建设美好 家园；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讲求叙述的时间顺序，情节是完整有序的，从社会角度出 发进行选材，描写阶级体验，体现群性，淹没了个性的时代特征。因此，他们在军事胜 利的鼓舞下，随着主观意志的指引，积极投合战争文化心理，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 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在文学作品中通过敌我双方剧烈冲突最后胜利的结局以及冯大娘 、杨晓冬、周大勇、杨子荣、高庆山等“高大全”英雄形象的塑造来表现。李英儒在作 品序言中开诚布公地说到他的创作目的在于：“在中国人民满腔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 今天，让青年人回顾一下历史，知道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过程 中，扫除了多少个什么样的历史垃圾，从而使青年同志们怀念过去的艰苦斗争，更加信 赖与热爱我们的党，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因而发挥更大的干劲，用更高的速 度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历史小说作家通过再现历史场景肯定革命的正确性 ，推崇传统道德，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其历史观念中充分表现 出了一种共识——肯定革命历史发展的正确性和必然性，注重文学的工具性和服务性， 具有文以载道的性质，承担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重任。他们以虔诚、真挚的笔触对 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革命斗争进行了态度鲜明的定位：中国共产党必然胜利，因为 党的部队纪律严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内核已经融入了几乎每个干部战士 的灵魂之中；党的干部作风优良，立场坚定；党的干部群众不沉迷于有碍道德伦理的婚 恋，做领导的同志尤其注意自己的革命形象，不谈爱情或者只谈精神至上的爱恋；党影 响下群众通过革命实践考验坚定了前进的方向；无产阶级群众经过火与血的考验产生思 想上的飞跃，团结一致，齐心向党。 新历史小说产生在解构主义思潮涌起的年代。新历史小说家与作品中的历史背景有遥远的距离，他们对革命历史的了解原本来自历史教科书，但是当解构主义随着各种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地，其“无系统、无中心的绝对自由”迅速给作家们以思想启迪，使他们尝试着“以全新的结构——解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的诸多学说和定论，特别是关于绝对真理的起源与终极的可知性、历史记载的绝对客观性、文本解读的确凿性、权威性及可穷竭性、时空的隔离对立、知识的整体与绝对正确的可掌握性等等，凡此类在形而上结构体系中被坚信不疑的学说都受到挑战和质疑”[4](P4)。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与革命历史小说截然不同的对革命历史的评价和认识。作为颇具代表性的新历史小说作家，余华这样表达了新一代作家的创作理念：“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的状态时，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亮。应该看到，这过去的现实虽然充满魅力，可它已经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那里面塞 满了个人想像和个人理解。”[5]因此，革命历史小说中所建构的神圣、崇高、坚定、 明确等革命性质在《丰乳肥臀》、《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活着》等新历史 小说作品中无处容身，而充斥作品的是其中处处体现的解构主义消解神圣、消解英雄形 象的创作精神。 在《白鹿原》中有大量篇幅涉及现代革命历史生活，但在陈忠实笔下，充斥革命历史小说的政治理念让位于儒家文化精神，统筹全文的是以朱先生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 。白嘉轩作为儒家文化的执著维护者展现了有别于革命历史小说中冯大娘、杨晓冬、杨 子荣等英雄人物的精神信仰。涉及当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革命洪流的具体情节，则体现 出了消解神圣、解构既有历史观念的立场。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者对于所从事的事业 总是从蒙昧无知到幡然醒悟，继而坚定不移地奋斗终身。但是在《白鹿原》中则不同。 革命青年白灵和鹿兆海用抛铜元的方法决定革命方向，最初鹿兆海由铜元决定投身共产 党组织，白灵则选择国民党作为自己奋斗的方向，然而，最终两人都没有自始至终地坚 持自己的革命立场，鹿兆海为国民党的事业捐躯，白灵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并在为 之无私奉献之后成为“左”倾路线的牺牲者——被自己人活埋!革命历史小说里常常出 现的“军爱民，民拥军”也被改换了内容，在村长许布袋眼里，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 党、日本汉奸和侵略者，都是需要自己用鞭子抽打村民缴纳粮食的祸患。共产党与革命 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在这里被彻底消解，革命群众与革命者休戚与共的情感关系被拆 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