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2002年大致是指韩少功“放弃自己完全不需要的胜利”(注：韩少功：《南方的 自由》，出自《完美的假定》，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重返写作至小说《暗示 》出版的这段时间。期间他还出版了《心想》、《完美的假定》、《马桥词典》等著述 。通过这些文字在被赞诩和被攻讦中的广泛传播，韩少功彻底告别八十年代，被重新定 位为一位前卫的小说叙事探求者和一位特立独行的“新左”思想者。在当下生存分割和 话语重构的语境中，他的写作具有交互关联的多重意义：一，在1990年代“个人”群起 对抗宏大叙述的潮流中，韩少功兼取域外经验与本土资源，穿越个人化的陷阱著力创构 了一种“词典”样态的“微小叙事”，该形式内涵的革命性、解构性与开放性为当代文 学的多元建构提供了一份至为难得的经验；二，他以小说、随笔等多副笔墨，广泛批判 当下中国新右派、老左派和后现代主义等文化现象及其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并因此 成为我们时代“不太合群”(注：韩少功：《熟悉的陌生人》，出自《性而上的迷失》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37页。)的思考者；三，他的叙事探索与近于解构式的批 判诉求，没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虚无与犬儒主义，他为当代文学与思想探求找到了 一种源于实践归于实践的精神持求和一种基于底线正义的叙事美学。这三重意义在韩少 功有关言、象及其互在关系的勘探与质询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凸显。 一 1990年代，是各类“微小叙事”在宏大叙述内部生成并使之蚀损的年代。韩少功的两 部词典体小说《马桥词典》和《暗示》，在揉合昆德拉与传统笔记小说的多重经验的基 础上，“捕捉和囚禁”了一些词语和具象，揭示了它们的“密密繁殖，频频蜕变”以及 衰竭与死亡(《马桥词典·后记》)。它们对语言、具象及其“相互生成和相互控制”的 关系(《暗示·前言》)的辨析与追问，是这一时期文学“弑父”事件中最富价值的艺术 探索之一。 九十年代文学所欲篡弑的宏大叙述属于“现代”文学。它对日常生活的编码原则是“ 历史”。由于黑格尔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差异，“历史”在中国分别 衍生出五四文学和革命文学两大传统。五四文学的历史编码由旧与新、愚昧与文明、三 纲五常与个性解放、黑暗与光明等一系列旨在文化批判的二元对立符码组成，革命文学 则由压迫与反抗、落后与先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农民与地主等一系列旨在政治解 放的符码组成。但正如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一致性远大于差异性一样，五四传统与革 命传统在叙事上共享的经验也远大于歧异：二者对于“真实”故事与人物的的讲叙，都 以符合“历史主线”(历史发展因果律)为原则，皆遵循“调节异质分布”(regulat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eterogeneous)的叙述方法，即对进入故事的人物根据“历 史”赋给他(她)一种抽象本质：文明者或愚昧者，革命者或反革命者，“我们”或“他 们”，同质者或异质者。各种原生的人物因此被调节和区分，并在历史递进线上获得各 自的位置与隐喻意义。他们的激情、喜悦与命运往往喻示着某种抽象本质生长和衰歇， 而各本质之间的冲突、斗争与权力转换又构成了五四后“民族国家”的成长寓言(杰姆 逊)。历史及其方法影响了几乎所有的现代中国文学作者。七八十年代，韩少功曾先后 受惠于这两类历史叙事小传统无远弗届的建构能力。九十年代以后，他认识到了它的遮 蔽性与排斥性，“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 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 ，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但)在更多的时候，实 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 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 成为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历史通过设置“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阈限 将“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删繁为一(黑格尔或马克思的唯一历史律)：符合它才是有意 义的，才能进入指定的区域被定义，被区分，而“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 没有意义’的东西”，“(它们)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 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这种意义观以及其背后的历史律“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 以及文化倾向”和一时的意识形态霸权，作家对它的信从往往使写作成为历史意识形态 的“自我复制”。(《马桥词典·枫鬼》) 《马桥词典》、《暗示》都在抵制这种自我复制。萧红的空间切换方法，马原、洪峰 的叙述圈套，格非、叶兆言的叙述“空缺”，韩东、朱文的现时欲望修辞学，都探索了 摧毁历史自我复制意图的有效方式。韩少功在这项集体篡弑事件中另具慧心。他在广泛 吸收昆德拉小说思辩化与散文化的特征和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片断化叙述的基础上，独创 了词典体小说。它们以言、象为叙述的起点与归宿，万端因果毕现，打散了主线及历史 律，同时，故事、人物边缘化了，与黑格尔或马克思式的历史想象相剥离，并脱出了调 节异质分布方法的控制。 韩少功还捕捉到了比文体更为根基性的言与象。《马桥词典》对语言在上层、下层场 域之间迁移时“歧音、歧形、歧义、歧规”现象(《后记》)的探询，使革命和启蒙的宏 大叙述下降为微小叙事。韩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语言的深处，有 某些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系统在暗中驱动和引导。”(注：韩少功：《道的无名与 专名》，出自《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这一理解相当接近巴 赫金对话理论的基本前提，“(语言)应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现象”，“一切语言，不论根 据什么原则区分出来的，都是观察世界的独特的视点，是通过语言理解世界的不同形式 ，是反映事物涵义和价值的特殊视野。”(注：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 社1998年，第37页，第72页。)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历史”也是人们观察、阐释世界 的特殊“语言”和“视野”。韩少功通过重构语言-场域关系解构了这一宏大语言形式 。“历史”是来自上层场域的精英语言，这种语言及其规则由文明进入村野、由上层转 入下层“总是出现涣散和松懈”(《暗示·野言》)，马桥“词典”即以下层语言与规则 伏击了这种上层“视野”。“呀哇嘴巴”罗伯的“打玄讲”对革命的伏击具有代表性。 罗伯被队里安排去参加忆苦思甜一类的报告会，他需要按照革命的历史编码(即革命与 反动、我们与敌人等编码)“报告”马桥的过去史，但他一说深了就忘记了发言稿乱“ 冒玄气”，“他是歌颂红军的，是一直在歌颂红军的，说着说着就变了味，说红军好毒 辣呵——有个排长拉老乡关系，结兄弟，新来的连长就把他当反革命杀了。连长才十六 岁，个头又矮，砍人家的脑壳还要跳起砍，砍得血往天上喷，他就凑在颈根上趁热喝， 骇不骇人?说到阶级敌人，他甚至流出了反动的眼泪。‘马疤子算什么坏人呵?正经作田 的人，刚烈的人。可怜，好容易投了个诚，也是你们要投的，投了又说他是假投，整得 他吞烟土，恤人呵……’”显然，罗伯“不是个脑壳的脑壳”以下层独有的语言、添油 加醋的奇想搅乱了革命的神圣编码。小说还以类似方式，使启蒙的“历史”在通往下层 的道路上屡遭伏击而被后者的符号资源与表意规则逐一收编，比如茂公与农业社的激烈 矛盾，不是启蒙视野内的政治施虐与受虐，而是浮现于“冤”与“报”的循环，明启偷 盗特批给县委首长的富强粉一事，亦非迫害与被迫害的故事，而显现为乡间“话份”的 获得与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