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韩少功在文坛上闹过“寻根”之后，突然隐身江湖， 蛰居在武汉大学一幢名为老斋舍的古朴的学生宿舍之内。据说他此行是来专修德语的， 朋友熟人对他这次的行踪，大都不得而知。我虽身在珞珈山，亦未曾谋面。终于有一次 ，外地来的一位朋友一定要见到少功，我只好硬着头皮找到了少功在老斋舍的住处。人 不在，但双层床上有零乱的被褥，自修桌上有同样零乱的书本、瓷碗和其他杂物。据说 少功吃饭的瓷碗最大，早餐从食堂打回一碗粥，饿了就喝，有时要管一天。就这样，与 大学生杂居在一起，潜心于他所专修的德语之中，何时离去，不得而知。 那次带朋友见了少功出来，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串类似于麻衣相士的术语：此公决非 常人，乃卧龙也，日后必有大成。 这当然只是一种听凭直觉支配的下意识活动，而且难免落入江湖术士的俗套，不足为 据，但日后的事实，似乎又在不断地证明着少功的不同凡俗之处。如果我的记忆大体不 错的话，这次修完德语之后，不久便翻译了昆德拉，虽然所据并非德文而是英文译本， 但在创作间歇中偶一为之的这次译事，却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昆德拉热，对当代中国文学 的影响，比之当初的倡导“寻根”，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以后，他曾经有一段时 间淡出文坛，到海南去办了一份在海内外广有影响的非文学类杂志，我在上个世纪90年 代初曾一度厕身海南，知其筚路蓝缕、艰难竭蹶，非常人可以想见。如果他沿着这条路 走下去，没准儿会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实业家或报刊业巨头，也未可知。偏偏他又乘动 乱之机收了摊子，激流勇退，回到书房，重操旧业。而后便有他的词典体的小说惊世骇 俗，乃至《暗示》的“用语言来挑战语言”，熔具象与抽象、经验与理性、文学与哲学 于一炉，臻于一种新的境界。世纪之交，少功又辞去了他主持改版、在知识界已广有影 响的《天涯》杂志社长和作协的领导职务，在他当年下放当知青的村子起了一幢小楼， 一年有半数时间隐居于此，远离尘嚣，躬耕垄亩，潜心写作，实实在在地过起了诸葛孔 明当年在卧龙岗上的隐士生活。言者、闻者，无不艳羡。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当过知青而 今又做了知识分子的人，更属“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然则不能至者，非财力之故， 盖因未臻斯境，心力不逮故也。 我这样描述韩少功，并非要树立一个什么榜样，也不是出于朋友之私，而是要说明一 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韩少功自出道二十余年来，在文学上和思想上始终坚守的一种 特立独行的超然姿态。这种超然姿态，既非思入空冥的形而上学，亦非无关痛痒的超然 物外，而是与文学和思想的对象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适度距离。论中国作家讲究的 紧跟时代潮流，这二十多年来，从《月兰》的暴露伤痕，到《西望茅草地》的反思历史 ，再到《爸爸爸》的倡导“寻根”，韩少功在哪一股文学潮流中，都堪称得风气之先， 或作为首开风气的始作俑者，从未落在时代潮流的后面，他的思想历程也因此可以套用 一句时髦的话说，叫作与时俱进：从“伤痕”、“反思”文学阶段激进的政治批判，到 倡导文学“寻根”过程中深刻的文化反省，乃至近期的主张“传统的现代再生”，等等 。在这个文学和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尽管有人时而把他归入文化保守主义，时而又 把它归入“新左派”之列，但他似乎并不十分在意自己所属何门何派，恰恰相反，倒是 对人们强拉他去入伙的那些个左门右派，都持有一定的怀疑和警惕。这怀疑和警惕，就 使得韩少功在近二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瞬息万变的思想文化(有时候也包括文学)潮流中， 永远是本辑主笔张均博士所说的一个“不合时宜的‘少数’”。 这种“不合时宜的‘少数’”，或许正是韩少功在瞬息万变的潮流中所持的一种特立 独行的超然姿态。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少数的意见本来就容易被人忽视 ，时代又从一个革命的多数统治进入到一个世俗的多数统治的时代，文学媚俗，思想从 众，要想作一个文学和思想上的少数，诚非一件易事。这不易就在于，作为一个以写作 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你首先得切切实实地关切现实的多数存在，为现实的多数的生存和 发展而思想、而写作，以不辱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使命，但与此同时，你又得与那些自 称代表多数的思想和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事实证明，它们往往是更多自以为是或 自相矛盾，并不一定真的就是现实的多数的利益和愿望的代表，在这种时候，你注定就 得作一个不合时宜的少数，你的责任就在于，提醒那些现实的多数，警惕他们在思想和 文学上的代表，而后，你也并不想取而代之，以你的文学和思想来代表现实的多数；你 所作的，依旧不过是尽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责任和良知罢了。如果我的这番议论还不太 离谱的话，我想，韩少功近二十余年来在文学和思想上的特立独行，包括他一贯超然的 生活态度和现今某种隐逸的写作方式，决不是一种故作的姿态，而是以这种姿态，在争 得一个不为文学和思想的多数所同化，而为现实的多数思考和写作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