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4)04—0096—05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朱湘被誉为“完全的诗人”、“诗人的诗人”[1](P84)， 但这个以救赎现代新诗为己任的“湘君”却只划过了29个年轮，于1933年12月5日在由 上海开往南京的客轮上投江自杀，真是“为诗而生，为诗而死”。“朱湘之死”超越了 现实的喧嚣、焦虑与痛苦，完成了从“救赎诗”到“诗的救赎”的诗学之旅，也使后人 对作为文化现象的“朱湘之死”有了更多探讨的诗话空间。 一 朱湘的文化身份：边缘、焦虑、精美与悲剧的别致组合 朱湘的文化身份是游移的，也是多重的，其文化身份有着强烈的组合性与不确定性。 概括地说，朱湘的文化身份是“边缘朱湘”、“焦虑朱湘”、“精美朱湘”与“悲剧朱 湘”的别致组合，即边缘性、焦虑性、精美性与悲剧性的同构。 “边缘朱湘”首先表现为在绅士气息与平民意识之间，换言之，是另类的新月绅士与 局外的现世平民的复调人。朱寿桐认为，包括朱湘在内的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 最典型的绅士文化群体”[2](P1)，而唯独只有朱湘是一个另类，认为在新月派中朱湘 是最有可能走向平民化的一个。事实上，朱湘是“做绅士”而不愿，“做平民”而不能 ，平民题材的诗作却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暧昧的绅士风情，潜在的绅士气息颠覆和瓦解了 显在的平民意识的自为。“边缘朱湘”还表现为在营构友谊与颠覆友谊之间。友谊对朱 湘是十分重要的，诗人不只一次地吟咏过友谊的温馨。但朱湘耿直，狂妄，苛刻，严肃 而有点自私，有时显得过于敏感，过于自尊，有时多疑，太计较小事，加之个人英雄主 义，他又亲手把“友谊的阁楼”拆得七零八落。“边缘朱湘”还表现为在现实俗人与浪 漫诗人之间，换言之，就是俗性与诗性的异质同构，也是现世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同一 。作为生活人的朱湘愈是俗性，作为诗人的朱湘则愈是诗性盎然。 朱湘是完全的“焦虑人”，也是对诗艺的建构认真得出奇的“诗痴”与“楚狂”。对 此，苏雪林《我所见之诗人朱湘》有细致的解读。笔者认为，朱湘的焦虑是湖湘文化的 “狂狷人格”的具体展示；“狂者进取，狷者自适”，朱湘的为人更多地表现为“狂” ，而其诗更多地表现为“狷”，所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便是诗人的传神写 照。仔细分析，“焦虑朱湘”可分为本真焦虑、生活焦虑、自语焦虑与诗艺焦虑四种形 态。本真焦虑是从孤傲性情、狂狷本性、恃才傲物的个性而言的；生活焦虑是从生理的 需要与俗世生存物性而言的；自语焦虑与诗艺焦虑则是从对现代新诗的孜孜营构与献祭 而言的。朱湘一生以救赎现代新诗为己任，并表示尽管生活中有愁丝郁盘，有痛苦凄惨 ，仍要“凭了这一枝笔，我要呼唤玄妙的憧憬”。为了这“一个浪漫事”，为了钟爱的 诗神，诗人对现代新诗的孜孜营构化为常人难以体悟的“诗艺焦虑”。“诗艺焦虑”， 或者说是面对喧哗俗世的一种“形而上自语焦虑”，才是“焦虑朱湘”的主调，也是“ 朱湘之死”的终极因。 “精美朱湘”是从诗人气质与诗作风度来说的。朱湘是“新月派中最讲究形式美的人 ，强调音韵格律与‘文学的典则’，诗作有鲜明的音乐感，同时又刻意营造一种古典美 ”。同时朱湘“对音乐美的追求在现代诗歌中堪称独步”。[3](P125)朱湘的诗作，整 体印象是清丽秀雅、恬淡平静、形式唯美，还有刻意求工的感觉。所以，苏雪林高度称 赞朱湘的诗“技巧熟练，表现细腻，丰神秀丽，气韵娴雅”；沈从文盛赞朱湘的诗“不 失其为新世纪诗歌的典型”；赵景深认为朱湘的诗“风格淡雅”；柳无忌认为朱湘诗歌 的特色是：重格律形式，诗句锻炼有力，铿锵可诵，不苟且，不草率，尤不喜堆砌；王 瑶评定朱湘的诗风是“恬淡平静”。上述众名家的经典品评，均切中了朱湘的“精美” 之义。 “悲剧朱湘”的悲剧形式在于对生活悲剧的超越、文本建构的“狂欢化”、对现代新 诗的救赎和对诗神的献祭。朱湘的生活是悲剧，然而诗人用一种诗性的调色板把生活的 悲剧转化为艺术的和谐秀美，甚至营构了许多“狂欢文本”。我们知道，在一种“狂欢 化”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形态基础上，产生“狂欢文本”，这并不奇怪，也是水到渠成的 ；而在残酷现实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形态基础上，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狂欢文本”，这 才是令人深思的“民间性”。朱湘也是如此。其实，朱湘的“狂欢”本质上是一种“拒 绝孤独的狂欢”。此外，朱湘的投江自杀是他对现代新诗的救赎失败后而向诗神献祭的 “有意味的形式”。投江自杀，成了朱湘在经历了漫长的精神苦旅之后一种绝望的自觉 选择，它毁灭了诗人的肉体，却升华了诗人的精神，这是美丽的悲剧——“为诗歌所美 化与纯化的悲剧”。[1](P84) 二 诗与人的清醒悖逆 品味朱湘的诗作，不能不为其诗中流溢的“清丽秀美”所动心，难怪有学者这样认为 ：“可见唯有‘清丽柔婉’，才是‘朱湘自己’。”[4](P267)事实上，这种论述却忽 略了被表面现象所掩盖的内在本真，即这是朱湘面对充满敌意的现世所滋生的渺小感、 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而心造的诗意童话世界，或者说是浓郁的焦虑意识 所精造的镜象世界，借此来逃离现实俗世的挤压与生存的困惑，消除“生存焦虑”，但 他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如浆般的焦虑冲突和生存痛苦。 这种“生存焦虑”，不仅是由朱湘的个人经验所造成，也是由20世纪20至30年代这个 转型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所造成的。于是，他最终找到了消除这种“生存焦虑”的法门 ：那就是写诗，把自己放进一个玲珑剔透的象牙之塔，并把写诗作为自己一生的皈依与 寄托，并用一连串虚拟而不真实的幻想，取代了真实的自我和痛苦的处境。朱湘写诗， 是一种将内在焦虑合理化、麻痹化、回避化与升华化的处理方法。其合理化就是内在的 焦虑通过无视外在的压力或压抑而宣泄于自然场景，在清丽秀美的意境中使自己得到心 理释放。同时，他又麻痹自己，这种麻痹一方面是在心造的幻影中为自己设立了围墙， 以与现实焦虑的社会相隔绝；另一方面，为自己创造了个陶渊明式的“桃花源”或者说 是乌托邦式的幻型世界，可以从现实社会的焦虑中彻底地逃离出来。这就是他的诗，也 是前期《夏天》与《草莽集》中的许多作品每有“农家乐”式的修饰与洋溢着“五柳遗 风”的真正原因。其回避化就是对“生活焦虑”置之不理，从而把一门心思放在对现代 新诗的建构上，虽也表现为一种显在的“诗艺焦虑”，但实质上是一种自我焦虑的升华 化，这种“诗艺焦虑”支配着人与诗，也使他的人品与诗品独标一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