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幽默思想的批判功能

      林语堂的名字是与幽默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凭其将“幽默”引入中国文化的开创之 功，还是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宣扬幽默的推广之力，他都应 该被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写上重重的一笔，林语堂的自传中对此有不无得意的表白：“ 我发明了‘幽默’这个词儿，因此之故，别人都对我以‘幽默大师’相称。而这个称呼 也就一直沿用下来。但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 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1](P.295)在这里他对自己的身份有双重定位，一是提倡幽默文化的思想者，二是制造幽默的 文学家(幽默家)，林语堂显然更看重前者。对林语堂而言，将幽默文化引入中国来改变 被“道学”所禁锢的，萎缩、干枯、狭隘的国民性是他提倡幽默的最高、最终的目标。

      这就首先要对林语堂心目中的幽默作一番辨析。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一种西方的文 化观念，尽管后来他又引经据典证明幽默乃中国古已有之的一种人生态度，那也不过是 沿袭五四新文化后期向传统中去寻找革新思想资源的套路，骨子里他还是认定“幽默” 是西洋的特产，中国虽有相近的“滑稽”“讽刺”等美学范畴，但毕竟是有区别的。他 甚至别出心裁地通过两位周先生(周树人与周作人)来说明中国讽刺与西洋幽默似是而非 的关系：“若是以鲁迅来说些笑话，那是中国本有的惯例，若是以堂堂北大教授周先生 来替社会开点雅致的玩笑，那才合于西洋‘幽默’的身格(幽默不是怎样卑鄙的，说它 也不是丢脸的事)。若是做细腻可爱骂人有步骤的只是‘○然’、‘○生’，那是无可 无不可的，若是一位周作人先生不屑说些不相干的话来占《晨报副刊》的篇幅，我才承 认新文学受过了西方化……”[2](P.7)显然在1924年的林语堂看来周作人的文章是最具 西方幽默潜质的，而鲁迅式的辛辣讽刺是中国传统式的，他将幽默与“西方化”直接挂 上了钩。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十年以后表达得更加清楚：“提倡西洋文化，我是赞成 的。但是西洋文化极复杂，方面极多，‘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有点笼统，我们应该随 性所近分工合作去介绍提倡吧。幽默是西方文化之一部，西洋近代散文之技巧，亦系西 洋文学之一部，文学之外，尚有哲学、经济、社会，我没有办法，你们去提倡吧。现代 文化生活是极丰富的。倘使我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 外，在中国哼哼唧唧派及杭哟杭哟派之文学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间接增加中 国文学内容体裁或格调上之丰富，甚至增加中国人心灵生活上之丰富，使接近西方文化 ，虽然自身不免诧异，如洋博士被人认为西洋文学专家一样，也可听天由命吧。”[3]( P.75)如果说20年代林语堂提倡幽默思想尚有随意、即兴之处，十年后他对自己的工作 在文化转型的版图中的位置有了明确的安排，用西方文化幽默小品文 国民性这一流程可以清楚地读出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化的真正用意，在这条可逆 的流程中，幽默是一个中介，它是林语堂从西方文化中萃取出来用于疗救病弱国民性格 的“药”，以期实现“欧化的中国和欧化的中国人”这一社会变革目的。语丝时期的林 语堂将中国问题归结为昏愦，卑怯，颓丧，傲惰的民族心理的外化，看到了精神复兴之 必要，而且取“爽爽快快讲欧化”为唯一途径，因此从西方取来“幽默”作灵药，而“ 提倡”的结果是“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似乎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行，于是难免有 “敝帚自珍”的自信。但林语堂并不认为幽默可以解决中国国民性改造的所有问题，更 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故有“随性所近分工合作”之说，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是极 为“幽默”的。

      这样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既然幽默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西方文化又复杂多样，“ 幽默”即使在西方世界也有诸多解释。那么林语堂的幽默究竟指什么?幽默的近代意义 是在17世纪后期的英国首次得到确认，在此之前它往往是指精神的属性或脾性。《简明 牛津词典》(这是林语堂极为推崇的一本词典)为幽默所下的定义是：“戏谑、戏剧性” ，并且认为“比起才智来，少了些识见，多了些同情。”从英国发源的幽默被法国的伏 尔泰解释为“平淡自然”，被德国作家布伦戴尔说成是“无邪的恶作剧意识”等等。当 然这些说法还是有挂一漏万之嫌，对幽默的研究一直是哲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人 类学家感兴趣的。而林语堂关于幽默的定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如果沿着上 文所说的引进幽默的最终目标是改造国民性的思路，就会发现他在不同时期的“幽默” 都是针对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而从人性的角度提出的救治方案。“语丝”时期，幽默是“ 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人生观”，[4](P.11)重点在于“真实”，真实在这里有两层 含义，一是以科学的认知态度来对待外部世界，二是要真心诚意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前一个真实是不使自己为假象所迷惑，后一个真实是自己不以假象迷惑人，其目的是 对统治中国人数千年的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礼教进行价值重估，并基于个人的真情实感来 批判“三千条的曲礼，十三部的经书，及全营的板面孔皇帝忠臣，板面孔严父孝子，板 面孔贤师弟子一大堆人的袒护，维护，掩护礼教”[5](P.11)的假冒人生观，当时林语 堂是站在新文化阵营“激进派”的立场上来扫荡传统文化的余孽的。至于“宽容的、同 情的”这两个颇具英国“绅士风度”的定语，是对于人性建设更高标准的期待，或许林 语堂已经预见到十年后“幽默”所面临的种种责难。“论语”时期的幽默思想可以《论 幽默》一文为代表，他说“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 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 幽默——或者一但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 偏执，自大，幽默也跟着出现。……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谓幽 默。”[6](P.59-61)超脱在这里是指对当下人生境遇的超越和脱离，与现实人生保持距 离而作形而上的反思。悲悯是指这种反思最终落到了人或人类自身的缺陷上。林语堂认 为人类是大自然残缺的儿女，人类的不完善即是自身的不完善。如果说超脱让人能够从 自身境遇中解脱出来从而更深入的看清事实的真相并对它进行评判，那么悲悯就防止了 这种评判变成纯粹理性的解剖，让它在自身经验层面展开，这大概就是英国式的幽默， “比起才智来，少了些识见，多了些同情”，或者如鲁迅引用的日本式的“有情滑稽” 。这个阶段林语堂特别提出了幽默心理是有情感因素参与的，它因为将对现实的不满提 升到对宇宙人生无法避免的缺憾的包容，故在态度上不取愤激而趋向于温和。这时林语 堂的幽默已经成为一种文学实践，关于幽默的论战相对集中在文学风格上，他以笔调轻 快、清新自然的幽默小品文对应言不由衷的载道文学，朝三暮四的跟风文学，矫揉造作 的普罗文学末流，以明理近情的人生态度挑战顽固狭隘专断的新旧方巾气道学家，提倡 西方文化中心灵健全、活泼自然的人生观。到1937年的《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将“ 幽默”的作用提升到促进整个人类文化进步的高度来理解：“我认为这就是幽默的化学 作用：改变我们思想的特质。这作用直透到文化的根底，并且替未来的人类，对于合理 时代的来临，开辟另一条道路。在人道方面我觉得没有再比合理时代更合崇高的理想。 因为一个新人种的兴起，一个浸染着丰富的合理精神，丰富的健全常识，简朴的思想， 宽和的性情，及有教养眼光的人种的兴起，终究是唯一的重要事情。人类的理想世界不 会是一个合理的世界，在任何意义上说来，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而是一个缺陷 会随时被看出，纷争也会合理地被解决的世界。对于人类，正是我们所希冀的最好的东 西，也是我们能够合理冀望它实现的最崇高的梦想。这似乎是包含着几样东西：思想的 简朴性，哲学的轻逸性，和微妙的常识，才能使这种合理的文化创造成功。而微妙的常 识，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征，而且非幽默不能产生。” [7](P.83)由此可见“幽默”被林语堂视为孕育人类理想社会的温床，是通往自然人性 的途径。而他对“思想的简朴性，哲学的轻逸性，和微妙的常识”的推崇针对的是当时 笼罩全球的法西斯阴影。林语堂认为法西斯是长期以来物质主义对人性摧残的结果，无 限膨胀的物欲、机械的思维方式、对权利的追逐等等使人类迷失了本性，失去了体会幸 福的能力，幽默文化所提倡的简朴自然的生活恰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精神弊端的一种反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