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6-0131-05 林译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主体无疑产生了深刻影响。周氏兄弟、郭沫若、茅盾 、胡适、冰心、庐隐等作家都深受“林译小说”影响，周作人说过：“老实说，我们几 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 过他的译文。”[1]鲁迅尽管也从事小说翻译，但他对林译小说情有独钟。对此，周作 人曾经说过：“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 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版书面， 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2]郭沫若在谈及林译小说时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 很流行的，那也是我嗜好的一种读物。”[3]冰心十一岁就被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 事》所吸收，成为她“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 文学作品的开始。”[4]所有的这些表白，都表明了林译小说的确曾经风靡一时，并对 这些新文学的参与者的文化心理结构以深刻的影响。 我认为，林译小说之所以会风靡一时，是林纾的翻译契合了接受主体在特定的文化交 汇点上独特要求。一方面，林纾及其小说翻译，满足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接受主体的精 神需求；另一方面，接受主体的精神需求又反转过来促成了翻译主体的文学翻译活动的 继续和深化；特定的历史交汇点的独特要求注定了林译小说的中介性作用：它在风靡一 时之后，将会最终从文化中心而趋于边缘。尽管林纾和林译小说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历史 局限性，但其作为中介的历史作用是无法抹杀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林纾和林译小 说，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就缺少了一个连接这两个端点的中介性桥梁。 那么，在历史风云际会之时，为什么不懂外语、也没有留过洋的林纾的翻译反而切合 了读者的审美需求，并形成了一股颇有势头的文学现象，以至于我们对此用“林译小说 ”这样的专门术语来概括它呢?而那些懂外语留过洋、对西方文学自恃有着更为准确的 把握的翻译者，其翻译的文学作品并没有为读者所认同，甚至在早期也从事翻译活动的 周氏兄弟也反转过来，对林译小说爱不释手呢?质言之，林纾这一翻译主体的哪些独特 的精神特质满足了这样的一种审美需求的呢? 一 在对林译小说的解读中，时常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林纾不懂外语限制了他的翻译，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种言说模式，在充分肯定了林译小说的历史作用之后，总附带着指 出，林纾因不懂外语而使其翻译具有局限性。如寒光早在三十年代就认为，林纾“最大 的缺陷在于不会直接读原文”[5]；当代知名学者郭延礼也基本上由此立论，认为林译 小说之所以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平，就在于其不懂西文[6]。即便林纾自己也曾经这样说 过：“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7]，转而“惜余年已五十有 四，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请业于西师之门，凡诸译著均恃耳而屏目，则真吾生之大幸 矣。”[8]其实，林纾不懂外语，恰恰是他翻译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缘由。 实际上，林纾如果懂外文，他的翻译可能要比当下我们所见到的文本形式，在理论上 更完美，对西方文学的本体更切近，但是，作为历史发展中介的林纾就可能要退出我们 当今的文化视野。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林纾即便不能承担历史要求的体 载者，历史也会造就出这一历史要求的体载者。不管怎样，有一点是不会有大的偏差的 ，那就是其翻译在保持西方文学的基本韵味的同时，也契合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接受主体 的审美心理需求。在翻译过程中，拘泥于西方文本，用直译的方式直接登陆中国文化语 境，肯定无法找到其契合点；如果拘泥于中国接受主体的审美需求，完全改变西方文学 的本来面貌，肯定无法实现接受主体新的审美心理的培育，只有既遵循了西方文学的文 本世界，又把其纳入到中国文化语境，才能找寻到其契合点，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林纾 的翻译符合了这一现实的客观需求。林纾不懂外文，使他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既有的 中国文化立场，他用中国文化立场来理解和整合西方文学，就实现了西方文学的东方化 过程。他人的口译使林纾的翻译只能在口译的基点上展开自己的东方化过程，他无法更 改其文学叙事所规范的既定事实，这就保证了林纾的翻译保留了西方文学的基本特质， 使其翻译确保自我独立的文学品格，不至于成为悖离西方文学的信马由缰式的杜撰，这 也是其翻译给接受主体以新的审美冲击力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接受主体对西方文学爱不 释手的重要缘由。这恰如钱钟书所说的那样：“我自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 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 ，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 界。”[7]钱钟书的这一表述起码明确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林译小说尽管是用中国 话语建构起来的独立文本世界，但这一独立文本世界是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的一个“新 天地”；另一方面，林纾的翻译，显然并不是直接照搬西方文本，而是经过自我文化心 理结构的整合，也就是说，林纾的翻译，已经在他的翻译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理解， 纳入到了自我所认同的中国文化中。这也是为什么林纾在翻译的过程中，总是用中国传 统文化的价值尺度来比照西方文学的重要缘由。这确保了林译小说尽管打开了不同于中 国传统小说的“新天地”，但绝不是一个和中国的文化绝缘了的审美“新天地”，在这 个“新天地”里，林纾还整合进了许多属于自我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这整合后的文本 世界，在西化程度较深的接受主体那里，则会感到它和西方文学的本体世界相去甚远。 这且不说在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那里对林译小说持何种否定态度，单就部分地 进入西方世界的、带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那里，就已经觉察到了林译小说存在着 无意误译和有意增删等问题。对此，钱钟书说过“后来，我的阅读能力增进了，我也听 到舆论指摘林译的误漏百出，就不再而也不屑再看它。”[9]尽管他们可以“不屑再看 它”，但林译小说的中介作用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些以后“不再而也不屑再 看它”的小说，却是当初为自己打开一片审美的“新天地”。其实，林译小说还是当初 的林译小说，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什么变异，出现变异的仅仅是接受主体的 文化心理结构，所以，通过这差异，我们可以看到，林译小说具有“非西非中”和“亦 西亦中”的文化品格。并且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使林译小说在特定历史坐标上获得了独 立的中介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