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11-0066-04 战国策派是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时期)大后方独树一帜、引人注目的著名学派。其以1 940年4月创刊于昆明的《战国策》半月刊和1941年12月创办于重庆的《大公报》副刊《 战国》为阵地，宣扬“尚力”主义思潮，主张“英雄崇拜”，高呼“又一度战国时代” 的来临。战国策派在历史、政治、文学等角度提出的激进主张和文化重建思想被当时在 国统区公开出版的中共党的理论刊物《群众》批判为“法西斯主义”，[1]在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由于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战国策派又被贴上“为国民党 统治提供学理依据”[2](P25)的标签。然此学派刊物在当时却是“读者想望甚殷，即断 简残篇，亦争相传诵。当时读者虽众，发行数目不多，存者视若珍宝，不肯借阅。”[3 ]战国策派在文艺上的代表作四幕话剧《野玫瑰》于1942年3月在重庆开演便盛况空前， 场场客满，以后更成为不少剧团的保留节目，常演不衰，深受观众欢迎。 显然，我们对这段史料的钩沉中发现了两种差异巨大的接受情境，在同一历史语境下 ，前者的“法西斯主义”和后者的“深受观众欢迎”构成迥异的悖论话语。究竟孰是孰 非，学者自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战国策派在实质上并非法西斯主义，而 是自由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下，探寻民族国家出 路的焦灼的强国梦，在文学的角度上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 一、何为民族国家文学 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西方中世纪以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形式。中国的现代民族国 家意识则是在反抗列强侵略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与此相联系的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 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几乎同步(前者以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发端，后 者则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为起点)，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有的学 者提出将现代文学定性为民族国家文学，并认为与“民族文学”强调与世界文学对立统 一关系的提法不同，“民族国家文学”要求揭示的是现代文学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 系。”[4](P470-P471)此种观点显然受到1986年秋季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发表在 《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的《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的文学》(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的影响，在文中 ，杰姆逊“通过‘民族寓言’的说法，第一次明确地、直接地指出所谓第三世界文学同 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5](P472)。 民族国家文学的理论渊源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梁启超的新小说运动，在《论小 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任公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 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格，必新小说； 欲先学艺，必先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兴人格，必新小说。”[6](P1)将小说提高到 改良社会、群治、重塑现代民族国家的高度，此乃民族国家文学理论之滥觞也。 五四新文学运动实际上蕴含了重塑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胡适在1918年4月《新青年》 4卷4号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提出文 学革命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此处的“国语”即是指与古文相对的白话 ，“正是白话文运动摧毁了传统士大夫与民众对立的二元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以往言文 不一致的局面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民族共同语，而新的民族共同语对于构造现代民族国家 有着重要意义。”[7]正如汪晖指出：“文学的语言实践是民族国家自主性的体现，或 者反过来说，现代文学的语言实践，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部分。”[8]正是从新 文学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与维度出发，五四新文学可以看成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 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承延了民族国家文学的理论脉络，又因为处于救亡图存特殊的历 史语境下，其对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上更强调诉诸一种强烈的国家、民族情感，主 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提倡激发民族活力和重建现代具有强大生存竞争力的民族国家 ，以唤起人们的救亡意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消除内争一致对外。 二、自由知识分子焦灼的强国梦 战国策派在文学上的主要代表是西南联大的陈铨、云南大学的林同济等高校自由知识 分子，其不涉政争党争的自由主张可以从1940年4月15日《战国策》第2期的《本刊启事 》(代发刊词)中体现出来，即“……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 主旨……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的 留美知识分子(其中陈铨还留学德国，获得德国克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中国抗战进 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后，“一股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的颓废气氛在大后方弥漫开来，这些 富于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意识到，这股巨大的颓废情绪，是全民族抗战最大的敌 人。”[9](P176)而追溯其文化根源，则是一种顽固的国民劣根性。因此，从文化上找 出国民性的软弱与不足并对之进行改造，既能给衰萎的民族躯体注入新生的血液与疗救 的药方，又是一个关乎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战国策派这种挽救中国的文 化重建思想具体体现在文学的维度上则可分为批评实践与文学创作两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