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4)06-0682-06 一、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 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其间的转变换来了一场关于传统与现代意义关系的论争。有 意思的是，它发生在20年代新文化阵营内部，还在新文学与守旧派之间就文言与白话论 战正酣的1919年。当时的守旧派倡导“浸淫于古籍”，学衡派力主“昌明国粹”，甲寅 派正在高喊“读经”。而新文学刚站稳脚跟，但立足并不牢固，文学秩序也没有完全确 立起来。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出整理国故，其冲击力必然是巨大的，也必然会引起一场论 争，并由论争而走向对文学秩序和话语权力的争夺。 五四文学革命以“破坏”立场，从语言工具入手，提出了“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 ”主张。“破坏”来自于他们的“历史的文学观念”，相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1](P39)。历史的主客观条件又使他们选择了从语言入手，科举制度的废除，文言失去 权力的支撑，白话开始盛行。胡适提到了这一点，“科举一日不废，古文的尊严一日不 倒”，“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1](P1 43)。更重要的是，他们主观上也认为语言工具为文学变革之利器：“文字是文学的基 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2](P150)任何革命在逻辑上都要追求“破除”，文学革命也必然要以“破坏”作为精神基础，反传统是一种必然的策略。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也是以“推倒”与“建设”的基本句式立论的，传统属于被打倒之列。有意思的是，他们提倡白话文，并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里的正宗地位，而中国的白话文学恰恰又是传统文学的一部分，这使他们不得不又回到传统，重新发现中国文学的新传统。中国文学也就有了大传统和小传统[3](P88)，这同时也说明五四文学革命并没有切断与传统的联系，最多与大传统有一定的分离，但却依靠了小传统。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可以看到，在它主张的字里行间，都是有所指的，所列举的大量例证都来自传统俗文学。如“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1](P24)，才有“不摹仿古人”、“不用典”的立论。 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当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3篇倡导文学改良和革 命的文章之后，紧接着就在1919年提出“整理国故”。相隔时间之短，虽让人有些不可 理解，但细想也会发现其内在理路。从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不主义”，到“历史的文学 观念”，再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中有三个关键词：文学进化论、国语的 文学、文学的国语。它们背后有这样的思路，中国文学存在一条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化之 路，国语与文学相伴而生，它曾经既是中国文学的“小传统”，也将成为中国文学的“ 大传统”。整理国故就是对传统做输理、考辨和阐释，重建新“传统”，尤其是中国文 学的“小传统”。 “国故”有的称之为“国学”，有的称为旧有历史材料。整理国故倡导的科学精神和 民间化价值取向，对新文学意义建设很有启发和帮助。相对于新文学运动中的其他思潮 ，“整理国故”有一套完美而系统的理论设计。胡适是“整理国故”的始作俑者，“整 理国故”成了建设“新思潮的意义”的一个环节。他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 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 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他引用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作为评判的态度的注释。 他还提出“评判的态度”的两种基本方法：“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这样，他有 了全面的逻辑思路，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以“整理”的眼光，“从乱七八糟里面 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个真意 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4](P232)。“整理”就是寻求事实、意义 和价值的“真”，就是回到历史中去，还原历史，“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 ，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4](P72)。对于西方思潮要“输入学 理”，对于社会现象要“研究问题”，最后实现“再造文明”，概而言之，就是他在文 章题辞中的四句话：“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样，从历史到 现实，从西方到中国，不能不说是非常完备的。 整理国故还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提出了怀疑、实证的科学方法。毛子水主张研究国 故要有“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 所说的‘求是’。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以下判断。对于一种事实，有 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都是 科学的精神。”[5](P133)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 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6 ](P212)科学讲究扎实的证据和材料，讲究理性的评判。拿出证据来是科学最基础的要 求。如郑振铎所说：“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无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 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我们怀疑，我们超出一切传统的观念——汉宋儒乃至孔子及其同 时人——但我们的言论，必须立在极稳固的根据地上。”[7](209-210)因此，“大胆的 假设”的作出需要熟悉问题现状及背景，并不是自由无边的胡思乱想，而是善于运用怀 疑的精神和方法。应该说，在多数人眼里，整理国故的科学精神更多来自西方传统。西 方科学观念就是理性和秩序，科学的本质是理性，科学就是以理性方法探究事物存在的 秩序。整理国故倡导科学精神正是用理性眼光发掘传统之于现代的意义，重建传统与现 代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