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4)05-0055-006 在对“五四”新文学“发生”的研究中，研究者更为关注的是清末康、梁为代表的启 蒙文学与“五四”的联系，民国初年的文学则是在与“五四”直接相悖反的意义上被陈 述的，这种认识根源于《新青年》。《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把批判矛头更多地指向 民初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实则，清末文学与民初文学是在两个不同方面为“五四” 提供了资源；而且，民初文学较之清末文学有进一步的发展，其标志就是1914年上海出 现的“甲寅中兴”。 一 “甲寅中兴”出现的原因 “甲寅中兴”的出现与民初上海进一步都市化所提供的消费性文化市场相关：一方面 ，由于民国建立后的政局动荡以及战争不断，相对安定的上海的人口流动再度进入高峰 期(注：第一次高峰出现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上海人口增至百万。)，至1915年上海人 口已超过200万，人口增长以依附于租界的华人圈为主，华界的消费性文化市场膨胀； 另一方面，由于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移居上海租界的西方人纷纷 返国，外资兴办的工商、金融业顿显萧条，相反，民族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上海人的 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水准明显提高，带动了文化市场消费的增长。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消 费性文化市场的繁荣，还有赖于报刊出版业的发展。1912年史量才买下《申报》全部产 权，次年改“隔日报”为“日报”，并更新印刷技术，为满足市场需求，从最初每小时 印全张报纸两千份，发展到每小时可同时印刷十二张一份的报纸一万份[1](P451-453) 。商务印书馆1914年收回全部日股，次年改用胶版印刷，在继续出版发行《东方杂志》 、《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的基础上，于民初短短几年内就创办了《少年杂志》、 《法政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英文杂志》、《英语周刊》及《民铎 》杂志等。 1914年的“甲寅中兴”形成的更主要的原因，是上海消费性文化市场的消费口味的转 变，主导这一转变的是南社文人。南社1909年成立，成员以环太湖流域的江浙籍人为主 ，吴文化特色鲜明，这是一个反清革命态度激烈但思想文化性格脆弱的文人团体。辛亥 革命的成功使南社文人极度兴奋，他们作为江南有着数百年与清王朝对抗传统的后继者 ，自然有特殊的自豪与成就感，当时远在爪哇的苏曼殊有诗句“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 挟瑟请题诗”，那种志得意满之态跃然纸面。但是，民初中国所呈现的社会图景又绝非 革命党人所想象的国泰民安之状，孙中山说：“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 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 命初衷大相违背”[2](P104-105)。恰如当时在华的一位外国记者所言：“中国目前所 遭受的痛苦或许比全世界其余各地所遭受的痛苦加在一起还要大一些。”[3](P924)南 社文人面对“乱世”最早地发出“鸣呼哀哉”的哭声，如刘纳在《嬗变——辛亥革命时 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一书中所述，以南社为代表的一代文人集体性地表现出“万 般无奈的失落和颓丧”——“当年的壮志热血，当年的英风豪气，已经同他们对那场改 朝换代的革命所怀抱的希望一样，付诸东流，同归幻灭。这是中国文人第一次集体领受 近于绝望的幻灭感。”[4](P110-117)于是，一批出生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年轻的南社 文人，曾有过的那种“另造一个簇新的世界”的热望被现实击得粉碎，不约而同地转向 言情小说的写作。1912年苏曼殊以自身经历为题材写出《断鸿零雁记》，取第一人称， 采用凄切而华丽的骈体文叙说“三郎”与两个女子的爱情波折，以悲剧结局表现作者“ 遂不觉中怀惘惘，一若重愁在抱”的现实空幻感。同年，《民权报》年轻编辑且跻身南 社的徐枕亚，在《民权报》副刊发表了同一格调的长篇骈体小说《玉梨魂》，写在无锡 一乡间小学任教的何梦霞，与他寄住的崔家的青年寡妇白梨影相爱，怯于礼教又痴情难 断，白梨影遂促成家中进过女校的小姑崔筠倩与何梦霞成婚，由此酿成悲剧：白梨影恋 情难断，抑郁而死；崔筠倩婚后知夫别有所爱也在怨恨中死去；何梦霞则痛苦难抑出国 留学，后投身革命军殉国。小说着意渲染三人痛苦缚身不得解脱的心情，那种浸透全篇 的浓重感伤，明显带有作者的现实感触。《玉梨魂》1913年出单行本，再版数十次，总 销量达数十万册，又被改编成话剧。《断鸿零雁记》、《玉梨魂》等骈体小说开启的言 情小说潮，是以南社文人为创作主体的，有“鸳鸯蝴蝶派”之称，在民初上海影响甚大 ；所以如此，与吴文化的作用相关，同时也切合了辛亥革命后普遍的社会心理——这极 大地影响并带动了上海消费性文化市场的读者阅读口味。 二 “甲寅中兴”的表现及其意义 1914年上海文学被称为“甲寅中兴”，主要表现在言情小说创作的活跃，这与适应文 化市场需要的文学期刊创办数量之多是相辅相成的。1914年上海创办的文学期刊，远非 清末可比，其中有影响的是《中华小说界》、《民权素》、《眉语》、《礼拜六》、《 小说丛报》、《小说旬刊》、《黄花旬报》、《女子世界》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 是上海势力最为雄厚的出版机构，《中华小说界》为中华书局创办，其时可与商务印书 馆1910年创办的《小说月报》并驾齐驱，难分高下，两刊适应上海消费性文化市场的需 要，明显转向以刊发言情小说为主。最值得提出的是如下南社文人创办的文学期刊，如 1914年问世的《小说丛报》、《民权素》，还有《小说旬报》，可视为鸳鸯蝴蝶派的言 情小说创作的大本营，所发表小说如吴双热的《花开花落》，权予的《铁血鸳鸯记》、 徐枕亚的《雪鸿泪史》、剪瀛的《鸳鸯劫》等，虽叙及刚刚逝去的那场革命，但打动人 心的是其中男女主人公哀怨的爱情故事。《礼拜六》似异军突起，发刊词提出要从“戏 园顾曲”、“酒楼觅醉”、“平康买笑”之徒中争得更多的读者。该刊推出青年小说家 周瘦鹃，每期均刊有他的言情之作一篇至两篇。周瘦鹃是苏州人，创作与翻译并行，所 写言情小说，题材已不同于前述《断鸿零雁记》和《玉梨魂》，他的创作紧贴都市现实 生活，笔下人物多为学生、教师、画家及其他各类普通都市市民，他从这些普通人的日 常生活中发现或苦涩或僵化的情爱，着意渲染，诸如《真假爱情》、《恨不相逢未嫁时 》、《此恨绵绵无绝期》、《画里真真》等，均发表于1914年，颇得时人称道，他的出 现标志着民初言情小说题材从注重传统向直接面对现实的重要转变。周瘦鹃的脱颖而出 有赖于包天笑的帮助。包天笑亦是苏州人，是上海文坛上不多的创作经历贯穿清末民初 的作家，他办报办刊编国文教材，有多方面的成就，但影响最大的是著、译小说；清末 ，他的作品就重在言情，如他翻译的《迦茵小传》、《空谷兰》、《梅花落》等，均为 言情之作，他创作的短篇小说《一缕麻》，虽意在揭露指腹为婚的野蛮性，却写出了“ 美人儿”对“丑男子”的由恨变爱，突出的是情的“圣洁”，因而民初又改编为剧本并 搬上舞台。包天笑之于“甲寅中兴”，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不仅是言情小说创作的始 作俑者，而且为上海文明书局所聘，担任了该书局1915年出版发行的《小说大观》主编 ，该刊创季刊之始，每期字数在30万字以上，三百数十页，是当时小说界最为厚重之刊(注：1915年8月创刊的《小说大观》，页数是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的三倍，售价比《青年杂志》高五倍，却十分畅销，直至1921年6月才停刊。)，由他的声望，当时第一流的小说名家姚鹓雏、陈蝶仙、许指严、范烟桥、周瘦鹃、程小青、张毅汉、毕倚虹等的新作均发表在该刊，他自己则每期都有长篇连载或短篇新作。《小说大观》以其刊发的长篇言情之作适应了同时也推动了消费性文化市场的读者阅读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