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85年为起点(注：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鹭江出版社199 9年版第28页)中认为：“中国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始于1985年。这标志着海外华文文 学已开始受到华文的母国的关注。1986年，深圳大学主办的第三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 ，开始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讨论的范围，并更名为‘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本文的“起点说”以此为依据。)，那么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至今已近20个年头了。20年来，中国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无到有，目前已经拥有一支颇有实力的研究队伍，建立了各级研究机构，拥有了固定的研究刊物，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发表，也出版了许多部学术专著，成果十分丰赡，研究逐步深入。可以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一门令人瞩目的独具特色的重要学科。 1 20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对象已由早期的主要是东南亚华文作家作品、美华作家作 品扩展到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作品，早期尚未进入视野的越南、柬埔寨、缅甸、文莱等 国家的华文作家作品今天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虽然目前的研究对象仍难免有遗珠之 憾，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许多国家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已基本上被研究者捕捉到他 们的视野之中。另一方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对象还由早期从台港澳移居西方的华人作 家作品扩展到改革开放后从大陆移居西方的华人作家作品。例如早期对美国华文作家作 品的研究，还仅限于五六十年代由台湾、香港等地去美国留学的华文作家作品研究，而 现在对美华作家作品的研究已经包括了八九十年代从大陆到美国或留学、打工、经商， 或移居、定居的华文作家作品。有学者把这一类作品(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由中国 大陆移居国外的华文文学作品)称为“新移民文学”(注：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 史》(第四卷)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637-639页。)。由此可见，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领域已得到大大的扩展，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广博。 另一方面，早期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角度往往比较微观，关注更多的是作品的思想内 容、题材主题、艺术特色等等。如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更加具 体深入的微观研究之外，还重视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宏观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从研究 华文作家的主体品格、人文情结、创作心态、写作选择，到研究华文作家群体的本土性 、世界性、文化身份、区域身份，到华文文学创作理论如“母体论”、“脱离论”等的 探讨等等，研究的层面已经相当丰富深入，有许多探讨独辟蹊径，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海 外华文文学的创作规律有独特的启迪作用。例如赖伯疆的《海外华文作家创作心态管窥 》一文(注：赖伯疆：《海外华文作家创作心态管窥》，《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就是通过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心态研究来揭示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动机和主体品 格。这种从作家主体性的宏观角度来观照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形态的研究，确实比一些纯 粹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更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张力，对我们准确而深入地理解海外华文文 学的内蕴和特点，具有一种独特的启示意义。而庄伟杰则从建构组合“大中华文学”格 局的角度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互动互补意义(注：庄伟杰：《走向世界与确 立华文文学创新坐标——兼谈建构“全球华文文学”新格局》，见国立华侨大学中文系 编《永恒的文化记忆——第十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 04年版，第97-106页。)，等等，都从一个独特的层面开辟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视 野。 再一方面，研究的方法也多样了。早期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多是以传统的历史学、社 会学批评的方法来进行的。这些研究在早期对我们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脉胳和创作 格局、了解海外华文文学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典型意义，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但如果 长期只采用这样传统的批评方法，就会使文学研究显得单调。而当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已经引进了许多新的方法，如主题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文化研究、比较研究、“身 份”批评、创作心理学研究(包括写作选择、创作心态研究)、新历史主义研究、叙事策 略研究等等。这些新方法的引进使研究的领域拓宽了。 美国加州大学助理教授黄秀玲女士的《美华作家小说中的婚姻主题》采用主题学方法 分析了美华作家笔下表现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一系列小说，并通过分类和解剖，把美华作 家小说中的婚姻主题概括成一个“奇特的方程式：忠于中国精神 = 保持个人操守 = 独 身，反之：背弃中国精神 = 出卖自己 = 结婚”(注：黄秀玲：《美华作家小说中的婚 姻主题》，《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 14页。)。并且认为，“这也是华美小说世界的通用公式”(注：黄秀玲：《美华作家小 说中的婚姻主题》，《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第313、314页。)。黄秀玲的主题学方法研究是把文学创作看作一个具有自身组合规律 和程式的象征系统，它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是曲折的隐喻的，是巧妙地借助文学形式透露 出来的一种隐蔽的心理象征意象。而这一心理象征意象的表现，是受到居美华人处境所 决定的。在这里，黄秀玲是把美华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的，她说：“当我们把美华 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时，他们各自写作的主观意图，就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而美华 现实世界要求美华小说世界执行的象征行动任务，就开始起作用了”(注：黄秀玲：《 美华作家小说中的婚姻主题》，《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第313、314页。)。黄秀玲的研究颇具说服力。 除此之外，饶芃子、陈丽虹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的理论透视》以性别和文化 为视角，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海外华文女性作家及其文本 进行研究，认为这些女作家“以女性独特的经验，切入生活的角度及‘感性的灵敏’， 使她们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不可替代的记忆与命运的书写”(注：饶芃子、陈丽虹 ：《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的理论透视》，《文学评论》1997年第六期第83页。)。 而公仲的《“万里长城”与“马其诺防线”之间的突围——欧洲华文文学新态势》则运 用统计学与比较文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欧洲华文文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态势做了富有深 度和广度的考察和梳理，指出：“欧华文学依托着浸润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的精神传统 ，又得天独厚地汲取了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欧罗巴文化的营养，东方的‘儒、 释、道’理念与西方的‘阿波罗精神’、基督教文明以及‘浮士德精神’，这在欧华文 学中得到了一定的融合和体现，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世界文坛上的风景线。然而，又由于 两种都具有千年历史的强大文化传统的保守性和排他性，致使欧华文学总是在‘万里长 城’与‘马其诺防线’双重壁垒之间来来往往，艰难突围，这又是一种难得的世界文化 新景观。”(注：公仲：《“万里长城”与“马其诺防线”之间的突围——欧洲华文文 学新态势》，《华文文学》2003年第6期第11页。)这些新视角的观照和新方法的研究， 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在早期以总结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经验为主 的研究基础上，使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了文学理论、汉语诗学和美学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