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4)05-0055-04 对一个地区一个时段的文学景观做出某种价值判断，仅以某一编者的眼光为依据，便 以为也获得“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意义，即使是遭到怀疑也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一 整年的台湾小说数以千万计，而袁琼琼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台湾小说》(漓江出 版社2004年版)仅只选入9部?但笔者几度往返穿梭于袁琼琼的“最佳”，依然难以释怀 这份执拗，于是便也自以为是了。 袁琼琼也说：“事实上，我必须招供，在检视我所选出的这9篇小说时，我也有一些疑 惑，这些真的是2002年里最好的小说吗?……一个也许不是很有力的解释是，根柢上， 我选的是人，而不是文章。我所挑选的这些作者，我观察到他们在写作这条道路上的努 力与不甘停留。新的作家，我看到他们的未来，认定他们在写作这条路上还会走得很长 很长，而已有知名度的作家，我看到他们仍如新人一般面对他们的写作事业，他们还在 变化中，并没有因为成名而就此定型在自己的风格里。……”[1](P19) 显然，编者所谓“选的是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出于励志的意义，但透过这一层面的 意义，我们还是可以领略到一个特别丰富的叙事图景：“最佳”中的文本世界、叙事策 略、审美特征及其创作主体，无不林林总总，由此而套说这一“最佳”即为台湾文坛一 个时期的“缩影”也不为过。而恰恰是“选的是人”，我们以为，这就大有意味了。在 这“入选”的九位作家中，除苏伟贞一人为50年代生人，如果还把虹影这60年代初生人 算上的话，其余均为60年代末、70年代出生的“晚生代”，如此一来，我们的话题自然 就可以很丰富了，这既暗示了一个多元无序的文化背景，或许也在无意中确认了已然构 成的当下台湾文坛的创作主体及其价值理性和审美形态的事实存在。 一 论及台湾晚生代所“遭逢”的多元无序的文化背景，概而论之，应该始于台湾“解严 ”并90年代以降。因此，“世纪末”、“颓废”、“意义匮乏”、“虚无”、“焦虑” 一类的形态和说词烽烟四起，不绝于耳，甚至也在事实上诱发、暗示和强化了人们的“ 世纪末心态”，或曰“世纪末”的生存方式。“他们重视工作，但不会因此而牺牲一己 的休闲娱乐和生活品味；他们在工作中追求自我满足，但不会计较头衔、地位和薪资。 在讲究出人头地的上一代人眼中，可能觉得这一代是不求进取；但在他们自己，却以为 少背负一些竞争焦虑，而多享受一些自得其乐的生活。”[2]于是，在大多晚生代作家 作品中，对现实世相则表现出了“有憎恨也有歌颂，有排拒也有拥抱”的多元情感状态 ；充斥于文本世界的无不是一拨拨的“富庶族群”、“乐观族群”、“消费族群”、“ 感性族群”；至于叙事策略，也大多新奇怪异、大胆露骨、影影绰绰。但是，在这个“ 最佳”里的叙事表现，却似乎没有让我们看到这些人们对于晚生代的几成定评的精神意 趣和叙事策略，尽管“最佳”里的创作主体与一般意义上的晚生代同处于一个价值多元 、世事无序的文化背景。 在李季纹的《睡意》中，美莲和宝华这两位“闺中女友”的友情深厚且尽人皆知，乃 至于可以为着友情的相聚而跨洋越海。然而，一场寓言般的大雪，竟使得这场日久年深 的友情莫明其妙地顿时化为乌有，甚至“使得美莲对于盐湖城这三个字有一种近乎难堪 的记忆”。(注：行文中凡引用的小说原话(打双引号而未标明注释序号处)，均出自袁 琼琼主编《2003中国年度最佳台湾小说》，漓江出版社2004年1月版。)直至十年之后， 美莲从别人口中得知宝华去世，在别人认为她应该难过而一再对她安抚劝说下，“美莲 的悲恸一发不可收拾，趴在办公桌上大哭了起来。”“那当然，周围的人期望她会难过 ，她只要负责难过就好了。”由此看来，美莲的“悲恸”或许因为还残存着对于友情的 些许记忆，然而，这场一发不可收的“悲恸”与十年来彼此形同路人的冰封状态所造成 的反差，显然在暗示，美莲的嚎啕大哭当然不完全是为着宝华的去世，她实在是陷入了 深深的悲哀和不解：她与宝华彼此间曾经情同姐妹的友情何以被消解得如此地不着痕迹 ?人与人的感情何以如此地脆弱隔膜?正如同此时办公室里这幅别有意味的场景：一边是 “皱着眉头想当年宝华的老公务员们”，一边却是“正以超大的音量非常强势地在电话 里跟厂商议价，嘴里还咕噜咕噜地喝着珍珠奶茶”或者“非常专注地在办公室里忙着” 的男孩女孩。于是，她倦怠了，麻木了，转而陷入了深深的“睡意”，以为如此便可以消解“那些无以名状的空洞，和那些无可奈何又无可宣泄的愤怒”。 成英姝的《女神》在一个寻求亲情的故事框架下，写的却是一个复仇女神附身，乃至 不时发生意外和死亡的故事，但读来并不给人以恐怖和畏惧，只是疑惑：琉花是因为被 附身才变得那般不同寻常，还是世相本就如此，亲情难觅而无处不是隔膜、防备、怀疑 乃至复仇和凶杀? 陈思宏的《挂满星星的房间》写一个在多年前“出轨”而造成自己妻离子散、事业全 毁的男子“叶老师”，在他55岁生日的那天，决定走向死亡。但在这之前，他要去见见 别离多年的妻子和女儿，以释心愿，然后到当年“出轨”的现场去自杀。尽管他最终并 未完全“如愿”，也尽管整篇小说的形式尤显突出，但是充斥于文本始终的追悔感和赎 罪感，无不给人带来强烈的震惊：在当下这样一个“声色犬马”的现实社会中，人们还 能顾及德行、灵魂的自我审判一类的精神本源?何以却由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未经世 事的7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来充当社会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