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4)5-0011-08 我是个殖民地的儿子。 ——杨逵 一种真正批评的对象应该是发现作者(于不知不觉中)为自身提出了什么问题并发现他 是否解决了。 ——保尔·瓦雷里 从文学上说，杨逵似乎没有为我们创造出一个类似《红楼梦》或巴尔扎克、托尔斯泰 那样的丰富的文学世界，但正是他意识到了“殖民地”这样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 物给人的世界造成的苦难、冲突和分裂。阅读杨逵作品、杨逵关于自己的生平和创作的 回忆和散文，以及关于杨逵的一些介绍、评论和研究文字，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 就是：杨逵是一个“问题”，是一个事关第三世界的近代历史、社会、文化、文学、政 治乃至经济的“问题”。杨逵出现在文坛和复出文坛的过程，就是这个“问题”被提出 来并在新的现实条件下被重新思考、重新认识的过程。为了理解问题，我们不妨借回顾 “文学杨逵”被解读的过程，来呈现“杨逵问题”及其被人们所意识到的内容。 “文学杨逵”的“非文学”解读 1980年元旦台湾的《联合报》刊出杨逵的一篇短文《文学可以把敌人化为朋友》，这 篇文章非常朴实地表达了杨逵的基本的文学观。文章写道： 文学对于我，不论是今天，去年的今天、十年前的今天，以至于是五十年前的今天， 都没有两样。也许题材和技巧会因时间的改变而有所不同，但它的内容绝不应是无病呻 吟。我觉得：文字的游戏和华丽辞藻的堆砌，都和文学的本质无关，谈文学的意义不应 只在文字的表面寻求。……文学也不应是打擂台，一定要推出一个冠军而把其他的人统 统消灭不可。从古以来，许多有份量的文学作品，它的力量不仅可以团结朋友，同时也 可以把敌人化为朋友。在文学界里发生“秀才遇著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形只是短暂的 ，只要是好的文学作品，它最后总会获得大多数人的喜爱。一个民族如果想要成为文化 大国的话，它的文学作品就应该把个别的人民连结团结成一个整体。对年轻的一代，我 要说： 小伙子， 大家一起来赛跑， 不为冠军；不为人上人， 老幼相扶持， 一跑跑上去，跑上新乐园。[1](P203-204) 两年后，杨逵在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采访时，就提及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正好 说明了他关于文学可以把“敌人”化为“朋友”的理念。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二二 八事件爆发之后的四月，他和叶陶因人告密被捕，在当时随时都可能被枪毙的情况下， 却遇到善意的法官，竟替他把报纸上的罪证销毁，使他逃过一劫： 当时，有一个法官叫我去问，那张刊登“从速……”文章的《自由日报》赫然摆在桌 上，旁边放了电击的东西，叫我坦白讲。我想报纸既然在上面，注定没命了，勿需再讲 。他怎么问我都不应。最后他说，你想想看，不然就要电，随即离去。这位法官后来去 我家把赖和未发表的原稿，和才出一期的《文化交流》杂志都拿去。法官就从此失踪。 我猜他可能逃去大陆。之后，我被调到台北许多单位，都没有人问及《自由日报》这件 事。这份报纸可能给法官毁了，使我罪名减轻。以后我听人讲，调查局有一个人比较开 明，是我朋友的好朋友，二二八之前就来到台中。二二八时开始抓人，他只抓走私和经 济犯，其他人都不动。有一天，我的朋友带他来看我，我把《送报夫》送给他。过几天 ，另一位朋友请客，我们都被邀。他看到我就跑出来告诉我，《送报夫》一文令他流泪 。又听人说，这个调查局的人与那位失踪的法官有接头，并把我的《送报夫》给失踪的 法官看。[2] 让杨逵逃过了劫难的《送报夫》，“不仅全篇充满了热情，它也可以说是一团火，这 团火会把读者的眼睛与心都烧焦”[3](P8)，正因如此，从问世之日起，它就用同样的 方式感动过那几位把它评为二等奖的日本作家德永直、中条为合子、武田麟太郎、龟井 胜一郎、藤森成吉、窪川稻子等，感动过胡风，感动过那个时代和后来的时代的许多 读者，包括那个不知名的本来可以逮捕杨逵的“失踪”的法官。可以这么说，“文学杨 逵”的形象是从小说《送报夫》开始建立起来的。正如杨逵本人所说，“《送报夫》把 我送上了文坛。此后，我才积极地参与一些文学活动。民国二十三年成立的‘台湾文艺 联盟’，后来出版《台湾文艺》月刊，一半中文一半日文，要我负责日文部分的编辑， 我才正式回到台中参加文艺联盟的工作，扩大了我文艺圈的交游，更激发了我积极创作 的欲望。”[4]然而，如果我们回溯一下“杨逵的发现史”，就会很惊讶地发现，对《 送报夫》和对杨逵的几乎所有其他作品之意义的诠释和理解，恰恰都不是在“文学”的 层面上去解读的，而是在“非文学”的层面上发现其深刻的意义的。 为此，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的关于杨逵的“解读”，看作是对杨逵的文学活动和社会 活动之意义的“发现”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十年代中 期围绕着《送报夫》的评奖、评论、翻译和传播展开的。但是，这个阶段的杨逵的解读 活动在当时并未广为人知，这一解读活动的重新“出土”全靠第二个阶段，即七十年代 初。在七十年代以前，杨逵其人其文以及关于他的介绍、评论几乎被彻底“遗忘”了， 正如杨逵在《春光关不住》所描绘的那样，他本人也是被压在“水泥块”底下的“玫瑰 枝条”，然而，那枝条硬是“从小小的缝间抽出来”，绽放出一朵“花苞”来。1953年 ，杨逵还被关在绿岛的时候，曾在监狱的《新生活壁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光复话当 年》，他提到了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人物，这就是坂口袊子。那一年，家里人传来一 个消息，说坂口夫妻中的某一位将要领到一个文学奖。这个消息让杨逵重新回到了四十 年代的台湾文坛。他提到了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界的两大派，一派“是以日人西川满为中 心的勤皇派，鼓吹着勤皇主义，为日本军阀的征服与版图的拓展而扬眉吐气，另一派是 我们台湾同志的民族文学派，却不仅是台湾本地人，也有许多日本人支持着我们。‘民 族台湾’里占了好几个台大教授、新闻人，也有官吏。坂口夫妻是小学教员，就是其中 的重要分子。”[5](P192)这篇小文的发表是否为外界所看到，我们无从知晓，但它所 透露的信息却展示了杨逵身上所负载的“历史”的丰富性，也透露了杨逵所服膺的“阶 级分析”的方法，是与他三十年代发表的《送报夫》一脉相承的。十八年后，正是杨逵 这篇短文所提到的坂口袊子在日本的《亚细亚》第六卷第十期(1971)发表《杨逵与叶 陶》，首次用感情丰富的笔触把杨逵夫妻介绍给了日本读者。次年(1972)，日本学者尾 崎秀树在日本《中国》月刊四月号发表文章《台湾出身作家文学的抵抗——谈杨逵》， 该刊五月号又重刊了杨逵《送报夫》。杨逵“出土”了!1935年杨逵是借助日文版的《 送报夫》才为日本文坛、台湾文坛和中国大陆的文坛所瞩目的，时隔三十七年之后，他 再次以《送报夫》绕道日本返回。杨逵的出现，不止意味着一个人的“新生”，而且意 味着一段历史的重现，这是一段文学史，也是一段社会运动史，一段政治史，一段民众 史，一段杨逵立志于用他自己的笔来书写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