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04)06-0029-04 民族文学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性符号表达，蕴藉着深沉的民族记忆，体现出鲜明的民族 文化特性。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作家的多元文化背景对其创作的影响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这些变化是以近二十年来民族文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少作品和作家受到 人们的广泛关注而引起的。其中显见的一个例子是，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获茅 盾文学奖，并成为唯一入选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的当代精典。《中华读书报》(200 3年9月4日)有消息介绍说，“据了解‘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几乎囊括了中外现当代 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有鲁迅、老舍、冰心、茅盾、巴金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 作，有杨绛先生的译著《堂吉诃德》，已故诗人陈敬容先生的译著《巴黎圣母院》、朱 生豪先生的译著《哈姆雷特》等。而阿来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则成了唯 一入选的当代经典。”藏族作家阿来与鲁迅、巴金、茅盾以及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被 置于世界经典作家的行列里，我们不得不思考，阿来以及当代藏族作家的书写何以在多 元文化背景中展开?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藏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族文学步入了她的当代发展 阶段。建国之初，藏族文学中涌动着“忆苦”“感恩”的热潮，“讴歌新生活”“融入 社会主义大家庭”成为藏族文学的基本主题。这一时期活跃在藏族文坛的大多是民主改 革后成长起来的一批藏族作家，如饶阶巴桑、意西泽仁、嘎藏才旦、益西单增、降边嘉 措、格桑多杰、班觉等人，大都经历了旧社会的苦难，他们的创作成为西藏历史的见证 。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中高原人生的写照。概括地说，新中国第一代藏族作家的创作书写 的是社会制度转型带来的新生，他们还无暇顾及传统文化的优劣，他们面对的文化背景 相对单纯。扎西达娃、阿来、央金、色波等则是民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藏族作家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步入文坛，他们的创作从一开始就直面传统和未来。面对时代的 跨越和改革开放时期国际舞台上“中国形象”塑造的需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热 潮涌动，当代藏族作家开始对自己安身立命的民族文化进行反思，从民族精神的提升、 民族发展的高度思考藏族文化现代化的问题，并在各种文化面前，适时适度地调整自身 的心态，重塑自己的文化身份，藏族文学从民族本土土壤中滋生了强烈的现代意识，并 试图与世界格局下各种现代意识平等对话。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当代中国语境里的现 代性概念歧义丛生，现代性的历史发展在中国特别在藏区是以现代化为主要动力，以现 代化为主要关怀，这样的现代性诉求实质保留了前现代的胎记，从社会生活的一般面貌 到思想文化的演变，到个人身份认同，都可见到一些传统的、天人合一式的价值与规范 。藏族文学的当代发展必然体现出社会现代性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 上崛起的高原魔幻现实主义，成为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并不偶然，它不仅仅是西方文化 的接受体或派生物，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藏族作家对民族文化的痛切反思和重新书写。藏 族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对于整个中国主流文化而言，带有边缘性，阿来、扎西达娃等 藏族作家对西方非主流文化作家的关注，除其写作技巧的可资借鉴外，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在国内的广泛传播的语境成为观照民族作家创作的重要参照，作 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创作更关注世界上那些非主流文化的作家，正如阿来所 说：“因为我是一个藏族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化的非主流特性自然而然让我关注世界上那些非主流文化的作家如何做出独特、真实的表达。在这一点上，美国文学中的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也给了我很多的经验。比如辛格与莫瑞森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何讲述有关鬼魂的故事。例如，从菲利普罗斯和艾里森那里看到他们如何表达文化与人格的失语症。我想，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开列下去，来说明文学如何用交互式影响的方式，在不同文化、不同国度、不同个体身上发生作用。”[1] 加勒比黑人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说过这样的话：“文化 身份就是固定的本质，那毫无改变地置身于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内在的 、历史未给它打上任何根本标记的某种普遍和超验精神。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我 们可以最终绝对回归的固定源头。当然，它也不是纯粹的幻形。它是某物……它有历史 ……过去对我们说话。但过去已不再是简单的、实际的过去，因为我们与它的关系，就 好像是孩子与母亲的关系一样，总是已经是‘破裂之后’的关系。它总是由记忆、幻想 、叙事和神话建构的。”[2]借用霍尔的观点看，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不能再继续沿着 过去“本质性”的文化身份去重构民族文化身份。阿来等藏族作家在建构自己的文化身 份时，至少应考虑四种“在场”关系：即“藏族原初文化的在场”、“汉文化的在场” 、“中国的在场”、“世界的在场”。 “藏族原初文化的在场”：即中国境内的藏族不仅聚集在原住地青藏高原，由于中国 历史上的战争、迁徙和商业贸易交流，使整体性的未被异化的本原性(原初性)藏族文化 在与其他民族的杂居融合和历史征战中遭到破坏，在四川、甘肃、青海、云南等地亦有 散居的藏族群落，他们告别了自己的原初文化，具有整体性的原生态的藏族文化只存在 于藏民族的神话、民间故事、风俗风情等各个方面，逐渐成为一种隐性的、不自知的存 在，族群中的每个成员只能在日常生活事象中部分地感受到原初民族文化地隐性存在。 这种隐性存在的民族文化是藏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民族文学得以枝繁叶茂的根，当代藏 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应不断挖掘和表现藏民族的文化之魂。 “汉文化的在场”：契丹人在公元10世纪就把生活在中原的中国人称为汉族，《辽史 ·百官志序》说“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朱熹《通鉴纲目》“奉 蜀国为正统，以魏、吴为僭越”，汉为正统的认识广泛存在于中国文化中。汉文化成为 显性的、实在的存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文化常常代表着权力的主导方，构成了 对藏族等少数族群过度言说的文化“霸权”，历史上中国境内地域沙文主义的氛围曾经 是浓厚的，中原地区的住民曾把“蛮”、“夷”、“狄”、“戎”等颇不雅驯的称谓赠 给了自己的周遭族群。因之，汉文化在大多数历史阶段作为主流文化往往对少数族群文 化造成某种抑制。 “中国的在场”：中国的在场是古老的在场。在中国长期管辖的疆域内除了儒教文化 外，尚有伊斯兰教文化、喇嘛教文化、萨满教文化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各民族交往 的历史已上演了上千年之久，这些不同文化在历史上既有过融合也有过冲突，自近代以 来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所以“中国的在场 ”是一个等待着中华各族群去开拓、重构的“新世界”。是当代藏族作家施展抱负的大 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