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4)03-0121-0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前有鲁迅，后有赵树理，同为铸就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立下 了堪载史册的卓越功勋，他们既有联系，又相区别。 一、里程碑式的文坛巨匠 鸦片战争在轰开国门的同时，也惊醒了昏然酣睡中的国人之美梦。为救吾国吾民，半 个多世纪以来，仁人志士们前仆后继，慷慨赴难，但无论是旨在科技救国的洋务运动， 还是立足政体革新的辛亥革命，最后均以失败告终。惨痛的教训使先觉者深切意识到， 思想革命乃是当务之急。于是乎，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在中 华大地骤然而起。文学革命作为思想革命之重要一翼应运而生，在理论倡导上，胡适的 《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一系列文章振 聋发聩，原本死寂的文坛顿然风雷乍起，一场创作实践层面上的文学革命已是箭在弦上 。正是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特定背景下，鲁迅的《狂人日记》于1918年破土而出 ，并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1](P339)轰动文坛，成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 作。从此，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写了《孔乙己》《药》等十余篇小说，且于1923 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小说的数量虽不算多，但其文体形式却是万象纷呈， 恰如当年茅盾之所言：“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 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2](P324)鲁迅在现代文学发生期的突出贡 献之一，诚如他自己所言，是以文学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从而使胡适、陈独秀 等人力倡的文学革命理论得以开花结果。鲁迅的创作真正使中国小说从传统所固有的故 事框架中彻底解放出来，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多样化发展的基础，并无可置疑地确定了 其现代文学奠基者的地位。 在鲁迅等文坛巨擘的艰难努力下，崭新的现代文学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站稳了脚跟，实 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 守状态下，国人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 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 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在否定传统 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3](P42)的特点，这 就导致了新文学降生伊始即带有严重的“西化”倾向，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 与本邦民众，特别是与占人口90%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严重到了令人瞠目 结舌的地步：鲁迅反映农民生活的经典力作《阿Q正传》居然被中国的农民读者拒之千 里之外。文学革命是在思想革命的时代潮流下应运而生的，其宗旨之一就是要窃取西方 文学圣火以改变愚弱国民之灵魂。倘若新文学不能被大众所接受，那么，新文学作品中 所蕴涵的思想再宏深、再精辟，也只能与民众们失之交臂。因此，若不能彻底实现新文 学从“西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 地真正扎根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造国人之灵魂、借启蒙以救 国的一片苦衷。可以肯定地说，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 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着民族化、大众化这一严峻使命。早在五四时期，有识之士 就高举起“平民文学”之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即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尽管 先辈们殚精竭虑，作了种种努力，然心有余而力不足，终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功亏一篑 。直到赵树理登临文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风行于世，才标志着新 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最终胜利，才真正实现了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热情拥抱。 《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小二黑结婚》则预示着新文学的彻底大 众化。没有鲁迅，中国文学不知何时方能与世界文学接轨；没有赵树理，新文学本土化 的历程不知何时是个尽头。正鉴于此，我们可作如是言：鲁迅是不朽的，赵树理同样也 是不朽的，他们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里程碑式的文坛巨匠。 二、义无反顾地张扬文学的功利性 在文学价值上，鲁迅与赵树理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注重文学的功利性，主动而热忱地 追求文学的教育功能与认识功能。鲁迅弃医从文的初衷是为了启蒙，为了改良人生：“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们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P212)正是在这一创作思想指导下，鲁迅的整个现 实主义小说，无论是《呐喊》，还是《彷徨》都始终如一地显示出强烈的“审丑”意识 ，“审丑”成了《呐喊》《彷徨》最为醒目的标识，鲁迅以如椽大笔，对弥漫于旧中国 的“四丑”——人物之丑、灵魂之丑、人际关系之丑、环境之丑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审视 与批判。鲁迅笔下最主要的是两类人物：知识分子与农民，其中知识分子又分新旧两类 ，旧知识分子中既有人肉筵宴的享用者，如《祝福》中之鲁四爷，又有人肉筵宴中的被 享用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对旧知识分子，鲁迅无可置疑地重在凸现其丑陋之 处，然而在塑造新知识分子时，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 鲁迅仍主要着眼于揭其短处：不是满腔热忱地赞美他们是铁屋中第一批从死睡中惊醒过 来的人，而是一意要表现他们“梦醒了但无路可走”后的苦闷、彷徨、妥协、倒退。在 常人眼里，中国的农民具有许多他人无可比拟的美德，但在鲁迅笔下，愚昧成了作者不 厌其烦书写的普遍特征，鲁迅塑造各式农民形象的真正目的，仿佛就是为了从各侧面、 各层次来赤裸裸地充分展现其愚昧之个性，甚至在塑造儿时的挚友、曾经那般可爱的闰 土时，也毫不例外。作为现代小说之父的鲁迅，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时，一个 显著的个性特点是轻其“形”而重其“神”，人物肖像描写极为节俭，甚至不写。“画 眼睛”就是鲁迅的得意手法，在浓墨重彩地彰显人物之“神”时，鲁迅一以贯之地无情 解剖着人物的灵魂之丑，如在塑造阿Q时，作者着重从两个方面来揭开阿Q灵魂的庐山真 面目：一是通过“精神胜利法”彰显阿Q的性格之丑；二是通过阿Q的“革命观”彰显其 心灵之丑，通过这两个向度的刻画，阿Q丑陋的灵魂昭然若揭。鲁迅不但写出作品主人 公的灵魂之丑，而且还极为沉痛地写出了主人公周围“看客”们的丑陋灵魂，如未庄之 人，面对阿Q之被杀，不但无一人表现出些许恻隐同情之心，反倒“全跟着蚂蚁似的人 ”前去观看热闹，且最终因看得不够爽而牢骚满腹。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愚昧的看 客竟在一个被冤屈的死囚身上找乐趣，其灵魂之丑恶，可见一斑矣。丑陋的人物再加丑 陋的灵魂，那么，人际关系丑陋至何等程度便可想而知了，鲁迅本着现实主义精神，艺 术化地再现出人际关系之丑恶不堪：在这个彻底丧失了人间温暖的尘世里，虽有夫妻之 名，却无夫妻之情；虽有兄弟之缘，却无兄弟之谊；虽有邻里之实，却无邻里之爱；虽 有亲朋之谓，却无亲朋之恩；虽有同事之幸，却无同事之助……总之，这是个一无亲情 、二无友情、三无同情，有的只是冤情、孽情的无爱人间。此种冷酷的人际关系，正是 一条条原本鲜活的生命殊途同归地踏上黄泉路时一副追魂夺命的大毒药。除此之外，鲁 迅还对环境之丑作了严肃审视。在这里，凝滞的时间，封闭的地域，愚昧落后而残忍的 人物，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思想环境。表面上，历史的巨轮呼啸向前，实质上， 人们始终徘徊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5](P213)两 极之间，时间似乎是永恒地凝固了，地域也总是那么的偏僻、闭塞、与世隔绝，任何一 点细微的变化与不同似乎都足以让人们街谈巷议，恰如蜀犬吠日：在这凝滞的时间、封 闭的地域之中，生活着一群丑陋之人。丑陋的自然环境因丑性人物的介入而愈显其丑， 鲁迅笔下的人物生存处境真正堪称是一块无可救赎的绝望之境。鲁迅之所以如此坚执、不遗余力地进行“审丑”，旨在“改良这人生”，因为，讳疾忌医，只能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惟有正视现实。立足现实，才能救赎的希望与可能。透过“审丑”的背后，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鲁迅至诚至切的救国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