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4)06-0017-05 明治维新后,日本向西方学习进而富国强兵,这促使20世纪初期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奔 赴日本,日本成为中国挣脱封建传统束缚和跨入现代社会的一座桥梁。1902年春,鲁迅 赴日留学,先入弘文书院,1904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到日本后,鲁迅眼界大开 ,他广泛涉猎西学,这既深化了他自己原有的科学思想,又大大扩展了他的精神视野。 后来,因感受到中国国民思想的愚昧和麻木,并认为他们急需思想的启蒙和灵魂的改造 ,鲁迅便弃医从文,立志做中国精神界之战士,对此,他曾表示:“善于改变(国民的) 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P417)留日期间 ,鲁迅经由多种方式了解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找到了改造中国腐朽、愚昧 、落后状况的有效途径:“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 ,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2](P46)此间,鲁迅饱览和 自觉吸取了西方科学和先进的思想文化、学理、文学精神,为濒临绝境、处在历史转折 关头的中国社会,开启了一扇走向世界,跨入现代社会的“新世纪之门”。 一、从尼采等“摩罗派”身上获取“颠覆”及“创造”的魂魄 鲁迅作为官费留学生前往日本之时,“尼采热”在日本达到顶点,刚刚到达日本的鲁 迅立即被明治文坛的浪漫主义论争所吸引,这促使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他积 极购买尼采的著作,从中“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对于尼采等人的“权端个人主 义”思想,当时鲁迅根据自己的理解,得出的思想逻辑是:个人主义 = 个性主义 = 发 扬踔厉振兴民族之精神。鲁迅把尼采称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把尼采放在斯蒂纳 之后“极端个人”序列的最高位置上。当时鲁迅接受了“尼采的进化论的伦理观”,并 极力赞扬拜伦式的英雄,推崇“恶魔派”诗人,在承认严复的“自然的必然”的前提下 ,加入尼采式的“以意志超越自己”的因素,认为人类历史是“意志”不断地抗拒“必 然”,实现自我的过程。这种自我“人格”进化的结果,就是“超人”的产生。鲁迅认 为,尼采所说的强化权利意志,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英雄主义。其积极因素是 ,否定一切已存的传统,在不断的反叛与创造中实现自我价值。其消极因素是,真理被 看作是自我权利意志为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 鲁迅走进尼采的精神世界有其主客观原因。当时留日学生,一般都能掌握两种以上的 外国语,这就为他们直接了解并掌握外国文化提供了条件。加之,日本的医学是德国系 统,凡学医的必须学习德文。以德语为媒介,鲁迅便深入地接触到了德国的哲学、文化 和文学思潮,也自然地受到了尼采的非同一般的影响。 早在1907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就敏锐地洞悉了尼采“反抗为本”哲学思想的醒世励 民的积极意义,他激情赞赏道:“其说出世,和者日多,于是思潮为之更张,骛外者渐 转而趣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 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 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2](P54)此时,鲁迅已从尼采等“摩罗派”身上吸取了“ 自省”、“理性”、“个性解放”等一系列颇具现代性的意识和精神,并促使他对现代 生命意义进行深刻的思考。鲁迅在以后的小说创作中,大力推崇尼采宣扬的“天才”和 “至上”的个性精神,并以此作为破除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思想痼疾,拯救中国人自然 人性和个性活力的锐利武器。在这些作品中,鲁迅以精神界之战士的“超人”姿态,探 索“国民性改造”和重塑现代人生命意识的正确途径。我们看到,鲁迅在小说中一再描 写了“先觉者”的“超然”和“激愤”,描写了“庸众”的“荒唐”和“麻木”,这些 都明显受到了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同时又尽量避免尼采视民众为“庸众”——“ 以愚民为本位,恶之不殊蛇蝎”的贵族主义偏激意识。鲁迅将尼采的“颂强”转变为“ 抗强”,将尼采的“灭众”矫正为“救众”,鲁迅赞扬“超人”,意在“立之为极,俾 众观瞻,则人庶乎免沦没”[3](P23)。鲁迅描写阿Q们的愚昧和麻木,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是为了促其奋起。起始于《狂人日记》,鲁迅便以先觉者的姿态,开始了 国民性改造的艰难的人生跋涉。 从《呐喊》到《彷徨》,每一篇小说都凝聚着鲁迅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情感意向和批 判理性精神,这其中显现着尼采式“偶像破坏者”的激愤。鲁迅希望借助于小说,向中 国几千年传承的封建主义文化“施行袭击,令其动摇”,无论古今人鬼,《三坟》、《 五典》,百宋千元,统统踏倒它。其中还洋溢着拜伦、雪莱式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 由意志。鲁迅大加赞赏拜伦、雪莱、歌德等“摩罗派”诗人积极进取、勇于抗争的主体 精神:“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G.Byron)。 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人之,为传其 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4](P66)鲁迅赞颂“疯 狂”的尼采,宣称只有卓然于污浊世界的“超人”,才具有“强壮而健全”的天性,才 具有“不竭的创造性的生命意志”。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中,鲁迅显现出自己“致人性于 全”的审美趋向和价值追求,他对中国社会的剖析和批判,有着异常深刻的思想深度和 异常精确的理性评判。对于拜伦、雪莱、歌德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 人,鲁迅奉其为“精神界之战士”的楷模,并在其小说的人物塑造和艺术描写中呈现出 他们的勃勃生气,奋斗不息的个性精神和崇高境界——“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 ,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4](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