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后的30年历史中，“知识分子”一直是个辛酸的话题。“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烙 印”这一概念，将知识分子几无例外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原罪”标志，可叹的是知识 者自身也往往怀着赎罪心理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一局面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而 结束。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代表执政党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 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和工人阶级一样只是分工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这一 政策的转变，带动了全社会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重新认识和估价，长期处于贱民地位 的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时期获得了表达和宣泄的空前契机，对自身意义与归属的寻求也 成为他们对文革历史进行反思的一个伴生主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50年代沉入社会 底层的王蒙、张贤亮、丛维熙等一批右派作家的作品显示出独步一时的思想力度和情感 强度。可以说，这是共和国文学最早从知识分子视角所展开的叙事。 所谓“视角”即叙事者在故事讲述中所站的位置，它对故事的讲述、意义的产生起着 一个中心调节的作用，所以叙述学者布斯说，视角的选择，“是一个道德选择，而不只 是决定故事的技巧角度”。[1](P135)建国初期以《青春之歌》为代表的作品难以被视 为知识分子视角，只能说是知识分子题材。而“新时期”初这批右派作家的反思小说才 是当代文学知识分子视角的开端。如今，重读80年代这些反思题材作品，不仅可以寻找 “知识分子视角”的“原初”形态，还可以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情感模式和文化原型的发 掘，发现一个民族的苦难在当时是如何被表现出来，并深深感动了众多读者的；同时也 会发现在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知识分子与历史的互动，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主体” 局限下艰涩地实现的。 一、忠诚信念与权力话语 “新时期”文学是以《班主任》、《伤痕》等一批“伤痕文学”为其先导的，但很快 ，随着大量右派被平反，一批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重返文坛，形成了从知识分子角度 批判和反思“文革”、“反右”等历史的“反思文学”。在新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作品 揭露自身“缺陷”、“伤疤”而能获得上下一致好评的，而右派作家的反思小说却没有 遭遇这样的厄运。究其原因，应该说和这些作品所基于的叙事模式密切相关。这些作品 ，往往从“党”、“人民”、“祖国”等价值理念中获取思想资源，所有的苦难倾诉、 社会批判都是以对党、人民、祖国的价值皈依为前提。当然这种情形在不同的作家作品 那里有不同的侧重和差异，但其结构模式和主要功能是相同的。 王蒙兼有干部与知识分子双重身份，他的作品大多表达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对党、对信 仰的执着无悔和忠诚信念，表现了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执着情怀。一方面，作者 对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的精神扭曲与异化的揭示是深刻的。如《布礼》的主人公钟亦 诚因一首小诗获罪，在不断上纲上线的群众批判和领导教育的强大攻势下，自己也对自 己的“罪恶用心”感到厌恶，外在的批判慢慢变成自我内化的罪感。所以，在“文革” 中，不管是被红卫兵用皮带、链条毒打，还是惩罚性的劳动改造，他都以感激的心态接 受和顺从，真诚地以体力劳动改造自己的灵魂，以赎罪的狂热去拼命劳动和感谢党的挽 救。就连外在的气质容貌也因长期的罪感民谦卑的表情和诚惶诚恐的语调，当年那个单 纯热情、迷恋诗歌的钟亦诚早已无影无踪。但在总体叙事上，作者把人物的身份定位为 革命机器的螺丝钉，所以那些饱受肉体磨难和精神侮辱、有过消沉与迷惘的主人公们， 往往把冤屈当作考验，把苦难当作修炼，始终不放弃神圣的信念和对这一信念的忠诚。 作者还把这一信念给予一般化，使得主人公在平反之后满怀感激的如下话语，显得真切 感人：“多么好的国家，多么好的党!即使谎言和诬陷成山，我们党的愚公们可以一铁 锨一铁锨地把这山挖光。即使污水和冤屈如海，我们党的精卫们可以一块石一块石地把 这海填平。”这种宗教般的虔诚使得加在人物身心上的一切苦难和屈辱蒙上了圣洁和崇 高的光环，在回溯荒谬历史的同时，也建构了知识分子苦难而光荣的历史形象，从而为 受害者在新的政治时期重新定位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在丛维熙的作品中，忠诚与信念的依托则是“祖国”。其代表作《雪落黄河静无声》 ，便是表达这一信念的典型文本。主人公范汉儒从一个知识者被打成右派成为一个“鸡 倌儿”(养鸡)，流放劳改20多年，但他始终乐观、正直，甚至没有怨言和痛苦。在饥荒 年代，他以一颗单纯、诚实的心维护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宁可煮菜帮子吃，也不动农场 一个鸡蛋，连从老鼠洞里掏出的四个鸡蛋也如数交公。而劳改农场场长“黑妖期”则把 自家的十个鸡蛋送给右派范汉儒，说“我没给孩子，没给老婆，给你拿来是看你还有中 国人的骨头：将来政策松动一点，你还能为老百姓办点好事。”这个日常的感人细节配 上不无做作的解说(通过人物语言)，显示了作者刻意把政治受害者转换成社会精英来歌 颂和赞美的叙事意图，它们的潜在逻辑是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寄托在一批民族之魂身上， 随着那段“非正常”的政治生活的结束，被错误地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自然应该受到国 家的重视和社会的亲睐。这里，爱国的主题又自然转换为权力话语，使知识分子历史形 象的重塑和现实社会地位的再造获得极大的有效性。正如有评论者所深刻指出的：“有 意识地重述‘文革’的历史，不再是单纯地展示伤痕，而是致力于表达老干部和知识分 子在蒙受迫害中，依然对党保持忠诚，对革命事业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通过这种重述 ，重建了新时期的历史主体(例如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这就使拨乱反正后重返现 实的受难者有了历史的连续性。”[2](P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