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4)05-0058-06 一 我们有幸，在有生之年赶上了一次世纪交替，而且是千年之交。对自然时间来说，上 世纪最后一天与本世纪第一天不会有什么差别，人间世事也不会因为进入了新世纪就变 得焕然一新。所以我历来觉得每当换日历时便要大做各种文章，也就是图个热闹，没有 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但回顾一下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却感到真的有点不一样。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思潮与流派一个接一个始终未曾中断过。大致回顾一下( 不是科学的概括，也不严格按时间顺序)，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 、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接踵而来，到80年代中后期更是进入多元状态，现代派、先锋派 、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等等不一而足。进入90年代更加热闹，王朔现象、王蒙现象 、余秋雨现象、陕军东征、留学生文学、家族小说、新都市小说、女性文学、现实主义 冲击波、官场小说、新生代、断裂派、新体验、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等纷至沓来，差不 多平均一两年就会诞生一个喊得出名称的流派、思潮或现象。有人概括20世纪末的中国 文学是“众语喧哗的时代”，是说得很恰当的。[1]新世纪虽然才四年，但按上述频率 ，至少也应有两三个新的流派思潮产生，可是至今几乎一个都没有。有个“80后作家” ，影响似不太大。这是偶然现象还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反映? 1986年秋，时值新时期文学十周年，中国文学界召开了几个颇为隆重的会议，其中在 北京的一个会议上，大家对十年的文学成就一片赞誉之时，一位年轻的文学博士发出了 惊世骇俗之声：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与会者多数是不能对此认同的。事隔两年，1988 年秋在无锡召开的当代文学发展现状学术研讨会上，正是在当时不能接受危机论的学者 们中间，危机感像流感病毒般在会议上弥漫。前后两种危机感实际上是出于两种完全不 同的文学观。前者是对那时的繁荣感到危机，后者是因前几年那种繁荣不再感到危机。 我转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非正常态势中的正常化趋向》，认为这种令人担忧的局 面才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状态。文章第一节“思想解放与艺术开放共同构筑的多元结构的 文学新格局”，就是集中阐述这一看法的。拙稿本拟在一家学术刊物发表并已发排，但 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我临时将稿子撤回。现在看来这次撤回并无必要，因此将有关的 一段话抄录如下： 新时期文学是冲决了在“文革”期间得到空前强化的极左思潮的压制与禁锢而崛起的 。它轰动社会、震撼读者，主要依靠其锐利和强劲的思想锋芒。对革命前辈的哀思，对 “文革”伤痕的揭露，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对改革的呼唤，展现了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观 念方面的超前性。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从文学观念上看，它基本是重视反映社会现实、注重文学的认识与宣教功能的传统文 学思想的复归，它的功绩在于否定了极左思潮对传统文艺观念的曲解，用“拨乱反正” 来加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然而，它所复归的“正”，实际上只是文艺功能的一个方面 ，文艺还应有更为开放的姿态。这种复归，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既符合社会(读者)的需求，也受到作家队伍的思想与艺术准备的制约。因而，它显然 取得了成功，产生了至今仍使许多作家、评论家怀念不已的轰动效应。但读者与作家都 不会满足于这种状态，社会思想的解放，也必然导致艺术思想的解放。于是，到了80年 代中期，主要不是以思想解放的深度见长，而是以艺术开放的广度为特色的各种新流派 、新风格、新手法的探索之作风起云涌，新时期文学进入了一个变幻莫测的艺术开放新 阶段。它是前一段传统文艺思想复归后的一个突破，是“拨乱反正”之后朝另一方向的 反拨。但是，它承袭了思想解放的发展趋向，因而并不是一次倒退。新时期文学的这个 发展轨迹，颇像一江春水不断撞击礁石而高潮迭起，后来注入平滩向四面八方流注，变 得开阔而平伏，难以形成高潮，覆盖面却宽广得多了。这种态势在1986年已经形成，所 以在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人们已经很难概括当时文坛的主潮究竟是什么了。这几 年的文学形势正是沿着艺术开放的路逐渐形成开放的文学。以多元结构为特点的文学格 局已经形成，这是一种不带过多时代的政治风云印记的更为正常的文学构成，标志着新 时期文学走完了它的草创阶段，卸脱了我们的文学原先所肩负的过量的政治化与社会化 的历史重任，可以比较轻装地回到文学自身。 今天读这段话，是不是感到那时有点过于乐观了?但大意应该还是不错的。前些时看到 一篇文章，提到1988年10月18日，王蒙以“阳雨”的笔名在《文艺报》发表《文学：失 去轰动效应之后》，认为作家、艺术家应该关注文学艺术的常态，不要对文学的轰动效 应期待太高。看来这也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我说有点过于乐观，意思之一是政治的干 预确乎减少很多，但经济的制约却以高速度增强。文化产业提到日程上，通俗文艺方兴 未艾，对所谓纯文学来说，真正要回到文学自身依然步履艰难。但主要还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在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出现的金钱万能、物欲膨胀等负面效应，造成社会心态的浮 躁，自然也对文学创作队伍产生影响。一方面文学在按照自身的规律比较正常地发展， 另一方面又被社会转型期难以把持的骚动不安弄得六神无主。20世纪最后十几年中国文 学对社会的轰动效应失却了，其自身却仍众语喧哗热闹非凡，这也可以说还是一种繁荣 ，其实是正常化趋势中的非正常化态势。我感到，我们的文学既承受不了政治压力之重 ，也承受不了经济驱动之轻。我们就是这样走过了20世纪文学的后半期。这样说不又过 于悲观了吗?那么，我想用另一个说法：中国当代文学既经受了政治压力之重，又经受 了经济驱动之轻，现在应该得到涅槃，能够软硬不吃刀枪不入地进入新世纪。由是，从上世纪末的众语喧哗到新世纪初的突然风平浪静，就不是偶然现象，正是顺理成章之事。时间只有四年，还不足以证实这一论断，但愿能预言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