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4)04-0110-04 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不同的人往往会得出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悲观论者 视文学为商品经济和欲望化时代的祭品，各种各样的炒作，各种价值混乱、华而不实的 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文学现象，均被视为文学“堕落”的标志。而乐观论者则把 90年代视为中国文学走向自由、新生和成熟的起点，在他们眼中，新生代作家的涌现、 文学的无序、价值的多元以及“众声的喧哗”，也正是文学繁荣的表征。在这里，我无 意论断两种观点的是非曲直，却注意到这似乎对立的两种观点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立论依 据，那就是“价值的混乱”或“价值的多元”。我感兴趣的是，对于同样一个对象、同 样一种文学局面何以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至少提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是中 国文学本身还是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在90年代都正在发生着“分化”或“分裂”。这 既与90年代文学主体(作家和读者)文学观念、文学趣味的变化有关，也是90年代中国文 学内在矛盾的必然反应。虽然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给人一种繁荣、多元的 印象，但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与80年代中国文学那种一往无前、坚定不移的气势相 比，90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在变得暧昧、犹疑、矛盾重重，它已经丧失了80年代中国文学 那种坚定的自信心和方向感。而这恰恰造成了90年代中国文学面孔的模糊与晦涩，也为 准确理解和把握90年代文学的本质和真相制造了困难。 下面，以几对主要的矛盾为例，展开我们的有关分析论述。 一元/多元。这是90年代中国文学最为显在的一对矛盾。“一元”代表的是主流、意识 形态以及文学的领导者、管理者对文学的期许；“多元”则更多地源于文学的内在冲动 ，它们的冲突既决定了90年代文学的形态，又制约着90年代文学的演进轨迹。说穿了， 文学作为一种个体性的精神创造活动，它本质上就是反对“统一”、反对束缚、反对“ 一元”的，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化”追求可以说体现的正是对作家的 精神创造和文学内在规律的双重尊重。但是就中国社会而言，由于文学的“政治化”和 “意识形态化”传统过于强大，也由于文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作用，文学总是在 特定的历史阶段依仗“统一”的面孔而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 ”确实又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文学目标。从表象上看，我们当然乐于承认90年代中国文学 的多元化，环顾90年代文坛，我们目睹的确实是一幕幕丰富多彩、五花八门的景象，像 新状态、新体验、女性写作、新都市、新现实主义、新生代、新人类、后先锋……等等 纷纷粉墨登场，各领风骚，带给我们一种热闹而新奇的刺激。而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 作家对于文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学工具论、文学神圣论、文学游戏论…… 等等是各有市场，甚至公开宣称“玩文学”的也大有人在。我们已经听不到80年代那种 “共名”的、宏大的时代之声，文学似乎早已丧失了共同语言，萦绕我们耳边的只是各 种各样的众声喧哗和南腔北调。就拿90年代各种文学奖来说，80年代的文学奖一言九鼎 ，天下信服，而90年代的文学奖则质疑之声不断。这一方面说明了文学界怀疑精神的生 长，是一种进步；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共同的文学价值标准的丧失。然而，这是不 是就是我们理想中文学的多元化呢?我看未必。在我看来，多元化局面的形成离不开内 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部来讲得益于文学的组织、监督、管理、制约方式的改变以及显 在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减退或松驰，从内部来讲则源于作家主体个性意识、创造意识等“ 元”意识的真正觉醒。离开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多元化状态。就前者而言 ，我们看到，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隐性退场，意识形态对文学不再以强制性 的方式发挥约束力和影响力，中国的文学空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宽松和自由， 这种逐步走向进步和成熟的文学管理机制和文学生态，无疑是多元化局面形成的外部条 件；就后者而言，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无论从中国作家的精神质地，还是从文学作 品的个性品格来看，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都还十分可疑。90年代的中国文学既无具有“ 元”的质地和品格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也没有产生在精神品格、个体创 造和内在思想力量上能够独立为“元”、能够彼此区分开来的作家。而多元化如果仅仅 停留在口号和宣言的层面上，那就是毫无意义的。拿90年代那些以“天才”自居的新生 代作家来说，他们为什么在一夜“速成”之后，又迅速走向“速朽”呢?他们为什么在 自由自在的创作环境里会突然“失声”、“失语”呢?他们的文学生命为什么会是如此 短暂呢?可以说，都与他们没有成长为有质量、有品格的“元”有关，而这种状况也使 得90年代的文学的多元化最终演变成一个虚假的幻影，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景象。因此， 我们不能机械狭隘地理解“一元”和“多元”的关系，从整体的文学面貌来看，“一元 化”无疑是需要警惕和反思的，它是对于文学的丰富可能性的遮蔽与剥夺，是一个时代 缺乏创造性与生机活力的表现；但是对于每一个文学个体来说，“一元”又是“多元” 追求的前提，当个体不能成为坚实而有力量的“一元”时，它就不会成为“多元化”的 基石，而只能成为那个庞大的、面目可憎的“一元”的帮凶和附庸。 中心/边缘。在90年代，文学由“中心”向“边缘”的位移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 与此相关，“边缘化”也成了文学界的一个热门话语。所谓“边缘化”既是指文学在现 时代的生存方式，又是指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对于 文学的边缘化，中国文学界有两种不健康的态度：一种视边缘化为文学的衰落，他们为 文学“中心”地位和特殊“权力”的丧失而倍感失落；一种则把边缘化视为文学获得解 放的标志，把边缘化视为一种文学成果，并进而以“边缘”、“另类”相标榜。实际上 ，文学的边缘化既不是受难和沦落到地狱，也不是获救和飞升，它不过是文学从非常态 回归常态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边缘化并非文学在市场经济时代所作 的“牺牲”，边缘化不过是把本来不该属于文学的东西从文学身上拿走了，实际上是为 文学减负，是解放了文学。因为“权力”、“中心”这些东西本身虽不能对文学构成直 接损害，但它培养了文学的虚荣和骄傲，更何况“权力”不是凭空赋予的，你享受权力 ，就难逃权力赋予者钦定的“服务”的义务和责任，文学付出的代价也可谓相当沉重。 也许，只有在文学从那种虚拟的权力荣光里退出之后，文学才会明确自我的定位，开始 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发展的历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把边缘化去神圣化、夸张 化、绝对化，边缘化让文学回归常态固然是一种进步，但边缘化同样也不能解决文学自 身的问题，文学回到自身与文学的繁荣或文学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文学终究还 是需要通过自身的力量来证明自己、发展自己。因此，以一种牺牲者或受难者的姿态来 撒娇、邀宠的做法是可笑的，以边缘化作为“革命大旗”和“灵丹妙药”的做派也同样 是十分荒唐的。边缘化不过是文学必须经受的无数考验之一，如果文学连市场经济的考 验都无法接受，那它怎么能够跨越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绵延至今呢，它又怎么会是永恒 和不朽的呢?问题的关键恐怕不是居于中心还是居于边缘，而是中国文学的生存能力的 问题。中心和边缘本质上只是一个相对性甚至只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具有“中国 国情”的“中国问题”。我们的作家之所以会在此问题上反应如此激烈，实际上表达的 正是对“中心”地位的一种留恋，是对于文学失却自信的一种表现。长期的中心地位使 中国作家成了“被供奉”的对象，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多年不从事文学创作，或者已经 根本无力从事文学创作，他们的荣誉不是建筑在载入史册的文学成就上，而是建筑在中 心化了的作家身份之上。如果说中心地位使作家们根本无需去考虑“文学与生存”这一 沉重的命题的话，那么，边缘化考验中国作家的，首先就是他们的独立生存能力，它要 求中国作家必须真正做到以自己的文学去生存、去生活、去获得他想要的一切。在这方 面，90年代以来许多青年作家辞去公职，以一个自由写作者、撰稿人的身份进入文坛的 方式，就颇具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主动挣脱“体制作家”的身份勇敢地 面对生存、面对文学。姑且不论他们的文学道路究竟会怎样，至少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 了边缘化焦虑的被征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