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924(2004)05-0135-04 尽管就整体性质而言，五四新文学是一场建立在“反传统”基础上的文学革命，但就 文化的深层结构与内在张力而言，作为中国诗学精神重要源头的屈骚文化传统，对五四 新文学的影响仍然是不容低估的。对这一现象的正确认识，有利于我们对历史嬗变过程 中文化的冲突与统一的普遍性特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屈骚文化传统对五四新文学的影 响，具体说来有如下3个方面。 1 自由精神的塑造 五四新文学是从白话运动开始的。在五四文学革命者们看来，五四之前的文言文学都 是“死的文学”，而要建设新的文学，要么摒弃传统建立新的文学范式，要么在反思传 统的基础上，切合当代特点整合出顺应时代潮流的文学范式。五四新文学无疑选择了后 者。他们一方面以西方进化论为根据，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从而选择了白 话文作为文学的物质载体；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忘在传统中寻找合理文化内核：“综合 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 ，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注：蔡元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 集》第8页。)，“恢复我们对于旧文学底信仰，因为我们不能开天辟地(事实上理论上 是万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房屋”(注：闻一多：《女 神之地方色彩》，1922年12月《创造周报》第5号。)。五四新文学先驱们在屈骚中找到 白话文传统。“《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注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44页。)钱玄同在强 调这种平民性之外，还看到了屈骚的通俗易懂：“《诗经》《楚辞》及汉魏之歌诗乐府 等，无从用典者”(注：钱玄同：《寄陈独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4 8页。)；“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作的……《楚辞》用楚语，和现在的小说里 掺入苏州、上海、广东、北京等处的方言有什么分别?”(注：钱玄同：《尝试集·序》 ，胡适《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26页。)。可见，屈骚作为一种文 学传统，应合了五四文学以白话文为导向的历史潮流，为时代精神注入了合理的传统内 容。 同时，五四文学精英们追求白话文自由、活脱的形式时，也力求将人们从文言文迂腐 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朝向一种创作主体的自由。这一文化取向，使屈骚再次成为作 家们关注的对象。 陈独秀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吾辈有口，不必专与上流社会谈话。人类语言，亦 非上流社会可以代表。优婉明洁之情智，更非上流社会之专有物。故《国风》《楚辞》 ，多当时里巷之言也。”(注：陈独秀：《寄陈丹崖》，《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 社1987年12月版第655页。)在陈氏眼里，上流与下流，里巷与庙堂，成了相互对立水火 不容的两极，而屈骚，则成为下层百姓思想情感的代表。钱玄同也以屈原《离骚》为据 ，来证明屈骚的不为名教所囿的特点：“‘朕’字本来和‘我’字一样，在周朝，无论 什么人都可以称‘朕’，像屈平的《离骚》第二句，‘朕皇考曰伯庸’，就是一个证据 ，到了嬴政，又把这‘朕’字独占了去，不许他人自称。”(注：钱玄同：《尝试集· 序》，胡适《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25页。)胡适很有意思，他甚 至想通过对屈原本身的否定，来实现对屈骚自由精神的肯定：“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 《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他因此呼吁人们“平心考察我的意见” ，使“久被‘酸化’的古文学名著能渐渐的从乌烟瘴气里钻出来，在文学界重新占一个 不依傍名教的位置。”(注：胡适：《读<楚辞>》，《胡适文存》第3卷第73—78页。) 郑振铎也表明了同样的思想：“《离骚》与其后的各种小说，也同样受了这种曲解的灾 祸……于是后人注《骚》者，几无一语不解为怨诽，无一语不解为思君。”(注：郑振 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郑振铎文集》第7卷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 月版。)。 刘勰指责屈骚多“诡异之词”、“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注：刘 勰：《文心雕龙·辨骚》，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卷第157页。)。王逸说 《天问》是屈原“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王逸：《 天问序》)。这些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屈骚在情感表达上的自由特点。这种特点对追求思 想解放、个性自由的五四作家的影响是明显的。郭沫若就曾说：“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 为‘雄浑’的诗，便成为屈子底《离骚》……这种情感的波澜，有他自然的周期，振幅 ，不容你写诗的人有一毫的造作，一刹那的犹豫，硬如歌德所说连摆正纸的时间也都不 许你有。”(郭沫若：《论诗通信》)。 自由精神成为五四文学的重要标志。如果说屈骚自由精神主要体现为对旷达人生和文 人品格的追求与放纵，并由此放射为超越儒家正统文化的独特品格，那么这种精神在五 四作家这里则转化为对传统的叛离与自我的觉悟。这似乎陷于悖论：传统与反传统使得 起点与终点严重错位。而正是这种错位，使我们解读了历史的辩证法：对传统的反叛正 是要重拾被历史扭曲的传统。这也是胡适与郑振铎们对屈骚所持态度的源出。由此可见 ，五四文学精英们对屈骚文化传统的态度带有明显的历史反思色彩，这种色彩显露出五 四文学自由精神的显著特点：屈骚传统中的狷狂人格与西方近代人文理念的二重属性。 而从本质上讲，五四文学革命是建立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入侵和对传统文化全面反思基础 上的思想启蒙运动，因此，对屈骚自由精神的重拾体现出五四文学精英们对传统欲罢不 能的文化情结，以及试图将这种情结消融于西方近代人文精神的社会变革理念。因此， 五四文学的自由精神总是表现为在思想解放的大旗下更多地基于对现实的功利取向，“ 无意把‘自由’引入生命本体的层次，无意因‘自由’的鼓舞而和世界挑战，同时也向 自我挑战”(注：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第75页。)。由此，这种自由 精神也与西方的人文自由精神有了区别：缺少形而上的自由哲学作为价值支撑。因而， 五四文学的自由精神就注定了它的昙花一现，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彷徨、迷茫与新的困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