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中外文化相互作用的角度观察近现代的中国文学，可以说中国近现代所有文学文体 的发展都存在一个“本土体验”与“异域体验”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中 ，往往是本土生存的困顿产生了异域(日本)体验的必要，又是留外的中国作家的异域( 日本)体验洞开了我们体验“当下”生存的道路，正是这一道路引领我们反过来加深了 对本土的生存体验。本土与异域(日本)就是这样的互为支持，协同发展着。只是，不同 的作家出于对文体的不同的理解，其具体处理这两种体验的方式也各有差异。在“五四 ”以前，中国诗歌与中国戏剧都在不同程度上较好地发掘和利用了“日本体验”的意义 ，但又都在返回“本土体验”的环节上踯躅不前了，所以中国诗歌与中国戏剧可谓是有 较好的近代演化，但真正的“现代形态”却是在“五四”以后才出现的。中国小说则是 将时代变革的要求仅仅读解为一系列建功立业的慷慨陈辞，于是，它既规避了中国本土 的人生体验，也始终浮动在日本体验的表层——仅仅是认同了文学的功利性目标。中国 的小说家似乎就认定了这是一个王纲解纽、大厦将倾的时代，他们是一批力图挽狂澜于 既倒的知识分子，急需发言、急需辩驳、急需建功立业，在这个时候，再要求自己默默 地潜入人生，符合叙事文学的从容与稳健，这谈何容易?在对“小说”这一文体意义的 认定，在对文学创作如何有效调用“本土”与“日本”体验的问题上，中国作家一时间 竟陷入了困境。 中国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所遭遇的困难似乎在另一种文体——散文这里获得了很好的解 决。这种解决是在两个意义上进行的：作为满足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慷慨陈辞的特殊文体 需要，同时也恰到好处地实现了本土体验与异域体验的契合。 散文家李广田对小说与散文曾经有一个恰当的比较，他说：“小说家宜作客观的描写 ，即使是第一人称的小说，那写法也还是比较客观的；散文则宜于作主观的抒写，即使 是写客观的事物，也每带主观的看法。”“写散文，实在很近于自己在心里说自家事， 或对着自己人说人家的事情一样，常是随随便便，并不怎么装模作样。”(注：李广田 ：《谈散文》：见《20世纪中国文论精华·散文卷》174、17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的确，作为一种抒发个人见解、记述即时性见闻与思想的“自由”的文体，散 文既拥有诗歌的快捷记录当下思绪的特长，同时也以自己便于叙述、便于议论的语言方 式让我们的知识分子超越诗歌固定模式的限制，更自如地表达自己对当下见闻的记述， 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于是，我们发现，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嬗变之中，是散文与作 家的典型心态构成了最大程度的契合，是散文取得了最扎实的实绩，也是散文对于后来 的五四新文学的出现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完成了中国文学史最顺利的文体过渡。 不仅如此，在本土体验与异域经验的连接与契合上，中国散文也颇多成功之处。如果 说中国近代小说的变革呈现出了脱离生存体验(从异域生存的深层到本土体验的真实)的 弊端，那么散文的现代嬗变则恰恰是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作家在自己生存体验的支持下不 断丰富和发展这一文体的全过程，这里有源自本土的需要，有从本土需要出发吸纳异域 资源，也有异域体验反过来对自我认识的推动与深化，总之，日本体验决不意味着被动 的“学习”与“模仿”，本土也并非就是域的简单对立，本土的体验与日本的经验形成 了自然融会的逻辑。在中国散文的观代取向上，仅仅将“文化交流”视作某种信息的“ 输入”过程将被证明离历史的事实最远。 二 在最“自我”最富有抒情性的游记与日记里，日本体验与自我发展的心声相互缠绕， 形成了中国散文史上前所来有的精神世界，也推动了散文文体形式的革新。游记与日记 的写作在近代知识分子中蔚然成风，其中不断为我们传达新鲜见闻的是那些关于域外记 游的篇章。在流行于世的各种境外“日记”、“游记”、“杂录”与“私记”中，几部 涉及日本的作品因为包含着我们近邻的社会现代化过程，自然也就具有了某种自我比较 的特别意味，而文化比较意识的产生则是中国人精神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中国商人 罗森1854年随美国舰队访问日本，他为我们留下了《日本日记》，《日记》生动地见证 了日本如何由“锁国”走向开放的重要过程。以后，更有何如璋《使东述略》、李筱圃 《日本纪游》、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黄庆澄《东游日记》与王韬《扶桑游记》等 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日本历史、地理、社会、民俗尤其是当时明治维新“易朝服，改仪制 ”的丰富图景。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地理游记，大多呈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寄情山水、率 性而行的遗世情怀，那么正是这些别一样的文明之邦促使中国作家将异域风光与世俗关 怀融为一体，将心灵的感悟与理性的思考相交织。在黄庆澄1893年的《东游日记》里， 我们读到了这样前所未有的中日文化比较之论： 夫予之东游，虽为时未久，然尝细察其人情，微勘其风俗，大致较中国为朴古。而喜 动不喜静，喜新不喜故；有振作之象，无坚忍之气。日人之短处在此，而彼君若相得以 奏其维新之功者亦在此。若夫中国之人，除闽粤及通商各口岸外，其缙绅先生则喜谈经 史而厌外事，其百姓则各务本业而不出里闾。窃尝综而论之：中国之士之识则太狭；中 国之官之力则太单；中国之民之气，如湖南一带坚如铁桶、遇事阻挠者，虽可嫌，实可 取。为今日中国计，一切大经大法无可更改，亦无能更改；但望当轴者取泰西格致之学 、兵家之学、天文地理之学、理财之学及彼国一切政治之足以矫吾弊者，及早而毅然行 之，竭力扩充；勿以难能而馁其气，勿以小挫而失其机，勿以空言而贻迂执者以口实， 勿以轻信而假浮躁者以事权。(注：钟叔河编：《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338页，岳麓 书社198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