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4)06-0073-04 我国对赵树理的研究至今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虽然赵树理的创作风格和特点几乎没 有因时代的改变而发生大的变化，但对他的研究却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大体上划分为四 个时期：1943—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倡导期；1949—1966年的评介期；1966—1976年“ 文革”期间的停滞期；1978年至今的纵深期。 一、倡导期 1943年9月《小二黑结婚》发表，扉页上有彭德怀的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 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第一版印行20000册仍供不应求，可以说，除了赵树理 小说自身独具的魅力外，政界要人彭德怀的引荐，使赵树理的作品得以在解放区、根据 地更广泛地传播，为人了解。这个题词成了赵树理研究的一个导火线、生发点。 实践证明了赵树理小说形式的生命力后，在整个40年代，他的作品都受到热情的赞扬 。这一时期，对赵树理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为指导原则、以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将作品中反 映的生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进行比照，整个研究呈现出较强的政治功利色彩，学理性 较弱。批评的主力军大部分是“著名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及赵树理故旧亲朋中有一定 知名度的人”及“政界要人”[1](P23)。最初的评论文章中，影响较大的是当时华北地 区宣传工作负责人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2]。文坛三巨头郭沫若、茅盾、周 扬，都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作品如郭沫若《谈<李家庄的变迁>》 [2]、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2]和《论赵树理的小说》。而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评论 是周扬于1946年8月26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的地位 因之得以确立。尽管1948年底和1949年初发生了对《邪不压正》的分歧，但并未对赞美 的主旋律发生多大干扰。 这个时期对赵树理的肯定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肯定其作品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 中的问题，深刻描写农村阶级斗争，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二是从艺术上肯定他塑造 了生动的农民形象，运用口语和民间文学传统，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这个时期主要是 一些评论文章，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回忆和评述赵树理的生平、思想、性格、文学观、创作的基本情况等。李普《赵 树理印象记》，记述了赵树理“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想“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的文 学观[2](P23)；杨俊《我所看到的赵树理》[2]，通过五个日常生活片断，反映了赵树 理朴素、平易近人的性格；王春《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4]，揭示了赵树理创作 的“不尽源泉”……这些文章多立足于《讲话》中有关作家论的思想来展开评述。 (二)有针对性地分析赵树理创作的特征和意义。当赵树理在解放区崭露头角，尚未得 到知识分子圈子的认可时，周扬就指出赵树理“是一个新人，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 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 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4](P1)，赵树理的作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 践的一个胜利”[4](P10)。他还较系统地从人物、语言方面作了分析。周扬以无产阶级 文艺批评家、以共产党文艺方针代言人的身份，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赵树理及其创 作作了评价，其结论在这一时期的赵树理评论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对其他评论产生 了深远影响。陈荒煤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总结出赵树理创作的3个特点——“政 治性很强”、“民族新形式”、“革命功利主义”，首先提出了“赵树理方向”，“号 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2](P171-175)。二人的表述为这一时期及下一时期前期 对赵树理的评价奠定了颂扬和提倡的主调。 二、评介期 1949—1966年为赵树理研究的第二个时期一评介期，基本上承袭上个时期的研究方法 和指导思想，政治倾向鲜明。但由于这个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正式建立和赵 树理仍在不断创作，对赵树理的研究出现了新气象：对赵树理在文学史上进行定位，并 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整理有关赵树理的资料。 (一)与上个时期一样，此期仍有许多关于赵树理生平、思想的回忆和介绍，以及对具 体作品的分析。史纪言的《赵树理同志二三事》[2]，记叙了他对赵树理的印象。另有 刘真的《我的老师严文井、赵树理》(《光明日报》1956-03-10)、万曼的《赵树理的生 活和创作》[5]、张瑞华的《赵树理在太行山》(《光明日报》1958-01-05)等。映白《 “第一颗硕果”——<小二黑结婚>》(《前哨》1956，5)从主题、人物、情节、语言来 分析作品，是这个时期较为系统的一篇论文，类似的有王中青《论赵树理的<三里湾>》 [2]、傅雷《论<三里湾>在情节处理上的特色》[2]、唐弢《<锻炼锻炼>中人物描写上的焦点》[2]、冯健男《赵树理创作的民族风格》[2]等，针对创作中的某一具体问题进行剖析。 (二)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量文学史著作中，对赵树理的历史地位作了较 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李何林等人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王瑶《中国新文学史 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其中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赵树理视为“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在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6](P372)的杰出代表，其观点可作为这个时期科学公正地肯定赵树理的代表性言论。其他批评家也开始评论赵树理的历史地位，如刘泮溪的《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2]。除文学史外，还出现了个人研究的专著，这是上个时期所没有的。20世纪50年代就有黄修己的《论赵树理的小说》，196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方欲晓的《赵树理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