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4)02-0076-05 20世纪的最后10年，是创造社研究成果最多、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10年。认真总结 这10年创造社研究的学术成绩及其学术经验，考察其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研究中的学 术遗漏和学术分歧，对于深化创造社研究乃至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几个重要课题的突破 1.创造社的青春文化品格 从青春文学或青年文学的角度，探讨创造社的文化特征，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王富仁在《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1]一文中，率先提出以“青年文化 ”这一概念去综括创造社的文化特征，让人耳目一新。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体现着 “老年文化”的特征，《新青年》及其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中年文化” 的独立身姿，创造社则是中国现代社会“青年文化”的代表。创造社作家与五四倡导者 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还保留着对现实社会文化环境的“界外感觉”，高扬着自由意志 与自由精神，传达着人类初生时期最单纯最原始的啼哭，同时将爱情的描写推向了高峰 ，并表现出很强的瞬时情感形式，所有这些都是青年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他的观察中， 创造社后来转向了中年文化。文章的分析精细、透辟，使得创造社独有的文化特征从五 四新文化的文化时尚中鲜明地凸现出来。围绕这一观点，魏建的论文从青年学的角度观 测了创造社这支“异军”之“异”的一些本质所在，并通过“年龄文化”的细致分析对 作为青年文化的“创造社现象”做了深入的阐释。[2]周海波的《前期创造社与五四青 春人格创造》[3]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作者认为创造社独有的创造精神是直接继承和 发扬五四青春精神的结果，是五四青春人格，青春民族形象的突出体现，这种青春人格 又集中体现在“征服精神”和“性爱意识”之中。 2.前期创造社与五四文学革命 创造社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的纯文学社团之一，它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 关系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朱成甲的《创造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1]从新文 化运动的历史演变过程出发，对创造社与这场运动的关系做了重新评价。文章指出，创 造社诞生于新文化运动的低潮，却以卓越的创作实绩，弥补了新文化运动中文学创作落 后的缺憾，并以大胆的创新和自我否定精神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有趣的是， 与朱成甲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台湾学者周锦的文章《创造社给予中国新文学发展 的冲击》。[1]与朱文从历史发展变化中把握问题的论述方式不同，周锦以一种近于事 实推理的归纳法切入作品，直接从创造社成员当年的言论出发，总结出这个社团在中国 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新文学发展的巨大冲击。他还从正反两方面看待创造社 的影响力，既肯定了创造社以其独特的个性及创作改变了文坛风气，导正了中同新文学 的发展方向；又指出其失控后带来的负面影响。魏建和张全之则主要从另一角度剖析了 创造社五四新文学之间的非同步性。魏建在《创造社的价值：为“五四文学革命”补课 》[4]中明确指出，诞生于异域的创造社“异军”从一开始就不是与五四新文学革命先 驱及其继承者文学研究会并肩前进的，而是将纠正和补充“五四文学革命”的缺失确定 为自己文学事业的“起点”。创造社前期为新文学建设做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从道德叛 逆、个性解放、“拿来主义”以及对五四新文学非艺术化倾向的纠正四个方面为“五四 文学革命”补课。张全之的文章《五四文学的“二次革命”——重评前期创造社在五四 文坛上的地位》[5]和《论创造社向“五四”文学的两次挑战——创造社与“五四”关 系新论》[6]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在前文中主要考察了创造社成员早期在日本的文 学活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国内文坛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并行 发展的，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创造社的意义在于把文学的审美特征与个体生命的情感 相结合，感同身受地展示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标志着文学意识的再一次觉醒，是五四 文坛上的“二次革命”。另一篇文章则以创造社20世纪20年代挑起的两次大规模论战为 研究对象，分析了创造社与五四的关系。这三篇文章都着力于同中求异，打破陈规，强 调创造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独立性，具有一定的开创价值。宋益乔的《一代青年代言 者的心声——论前期创造社对批判封建道德斗争的特殊贡献》[7]则推陈出新，仍从反 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出发，揭示出前期创造社的存在对五四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总之， 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和把握创造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是 必要的，也促进了创造社研究往纵深方面的开掘与拓展。 3.创造社与中外文化 研究视野的拓展与研究领域的扩大还体现在研究者对创造社与传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 关系的探索与考察。由于创造社在五四文坛是反封建、反传统最决绝的一个社团，因此 ，长期以来大多数研究者都忽略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90年代这一问题取得了明 显进展。如魏建在《创造与选择——论前期创造社的文化艺术精神》一书中通过还原传 统，开掘出了创造社作家诗歌和戏剧中强烈的功利倾向的由来；在对创造社与传统文化 艺术关系的梳理中，发现了一个为中国文学史研究长期忽略的传统文学母题——“倡优 士子”模式。 创造社与外来文化艺术渊源的问题本身就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存在争议、分歧最多 的是“浪漫主义”问题。90年代，一些研究者注重分析创造社对外来文化吸收的复杂性 。朱寿桐在这方面用力最勤、成就最大。他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如《评创造社研究 的浪漫主义体系》[8]《论创造社对东西方文化的选择》[9]和《创造社对浪漫主义：挑 剔的选择》，[10]对这一问题做了集中的探讨。他认为，创造社本质上并不是浪漫主义 或别的什么主义，而是超越于各种主义规范之上的“情绪表现”。他认为创造社文学与 浪漫主义固然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用浪漫主义美学方法研究创造社文学也确实取得了 一些成就，但这并不能说明创造社对浪漫主义美学在事实上倾心接受了。因为创造社对 浪漫主义观念及作品向来是十分挑剔的，有时还进行严厉的批判和诋毁。他们的创作倾 向、艺术风格是复杂综合的，只有那些符合情绪表现要求的美学才会被他们选择接受。 即使那种情绪表现的文学倾向基本上也不是浪漫主义影响的结果，而是与创造社作家的 中西文化、文学素养有着内在的联系。魏建的《论创造社式的“拿来主义”》[11]也认 为前期创造社与外来文化艺术的关系并不是用某一种主义或什么是主导能说清楚的，其 外来艺术渊源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的外国文艺复合体。其“拿来主义”的方式独具特色。 以古化洋，取皮去核，消化变形是其吸收和借用外来艺术的主要形式。陈旋波的论文借 助于音乐性这一独特视角对创造社诗学理论、诗歌和抒情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特质进行 了考察，[12]读来耳目一新。 此外，唐世春的《论创造社与表现主义》、[13]黄川的《创造社与西方现代主义》、[ 1]陈遐的《心灵的契合——屠格涅夫对创造社前期主要作家的影响》[14]以及李风的《 难以应答的神性呼唤——创造社对基督教的误读》[15]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 创造社与其他外来文化的异同以及创造社受外国思潮影响的情况。
